20 世纪初，现代主义作为一场革命性运动应运而生，它摒弃了历史风格，将功能性、创新性和理性置于首位。基于工业进步的承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建筑师倡导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造方法，力求创造一种普适的建筑语言。他们的作品引入了激进的理念：开放式平面布局、为引入自然光而设置的大面积玻璃幕墙，以及将建筑抬升的“独立支柱”（pilotis），这些都象征着一个新的建筑时代的到来。然而，尽管现代主义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理念，但其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却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
尽管现代主义建筑师试图通过经济适用房和高效设计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但他们对混凝土和钢材等高能耗材料的依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境后果。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往往忽视了当地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了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所蕴含的功能性与适应性原则，为我们如今所认可的可持续实践奠定了基础。从勒·柯布西耶的屋顶花园，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自然的融合设计，环保设计理念的种子无疑已然存在，尽管在当时的实践中尚显局限。
在当今这个注重气候问题的世界里，建筑师和学者们重新审视现代主义的理想，以应对 21 世纪的环境挑战，并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对其原则进行重新诠释。探究现代主义与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 包括其成功之处、争议点以及持续至今的影响力 —— 可以揭示其原始理念如何被加以调整，以塑造当代建筑。了解这一演变过程便可发现，现代主义如何持续指引着人们在美学、功能与生态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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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现代主义在景观建筑领域的遗产现代主义与可持续性：根基与争议
现代主义常因其功能性原则和创新设计而备受赞誉，但其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联却仍是一个争议焦点。一方面，该运动引入了效率、适应性以及与自然相融合等理念，这些理念与当代可持续实践不谋而合。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对工业流程以及钢材、玻璃和混凝土等高能耗材料的依赖（尽管这些材料的使用颇具创新性）也招致了批评，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主义究竟是本质上就具有可持续性，还是仅仅是其时代产物的质疑。
现代主义建筑的根基中包含着对环境责任的有益探索。正如《国际现代建筑文献组织（Docomomo）期刊》第 44 期所强调的，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往往优先考量功能性布局，以最大化利用自然光和通风。勒·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点”倡导采用独立支柱（pilotis）以减少对地面的破坏，运用条形窗实现自然采光，以及设置屋顶花园来融入绿色植被 —— 这些均为当今绿色屋顶的雏形。像马赛公寓（Unité d'Habitation）这样的项目，就体现了早期尝试协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努力。这些空间旨在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并提供公共活动区域，彰显了对整体性设计的承诺。
同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流水别墅（ Fallingwater，1936–1939）将建筑与周边自然环境完美融合，凸显了与景观的和谐共生。赖特的有机建筑理念激发了一代建筑师去思考其设计所处的生态背景。同样地，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的帕米欧结核病疗养院（Paimio Sanatorium，1929 - 1933）采用了注重患者舒适度和自然通风的设计策略，展现了对环境需求和人类需求的双重考量。这些实例表明，尽管现代主义并非明确以可持续性为目标，但它为生态意识设计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些范例也凸显了现代主义中不那么可持续的一面。混凝土和钢材因其强度和通用性而得到广泛应用，但它们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且往往忽视了自身所承载的隐含碳问题。这些理念很少被充分发挥其生态潜力，因为当时的关注点仍停留在美学和工业进步上，而非环境影响。像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1945 - 1951），虽然美学效果令人惊艳，却采用了大面积的单层玻璃，导致保温性能差、能耗高。
另一个例子是密斯·凡·德·罗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1958 年），其光滑的玻璃幕墙隔热性能极差，导致巨大的供暖和制冷需求。尽管这些材料和设计选择具有开创性，但往往并不适合当地气候，它们将普适性的美学置于对环境适应性的考量之上。
围绕现代主义与可持续性的争议，因其全球影响力而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现代主义原则在各大洲传播，尤其是在后殖民地区，其应用往往忽视了当地气候和资源状况。在非洲和南亚等地区，殖民势力强加的现代主义设计常常未能应对极端高温或潮湿的现实，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国际主义风格强调统一性，被批评为将西方建筑语言强加于多元文化背景之上。这种同质化做法有时导致设计在文化和环境层面均不相宜，削弱了现代主义与周边环境进行有意义互动的潜力。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现代主义运动对效率与合理性的关注，仍对当今的可持续建筑产生了影响。现代主义强调模块化建造和预制装配，这预示了当下减少浪费和材料用量的方法。像 Jean Prouvé 这类建筑师设计的模块化住宅系统，就展现了预制装配在解决住房短缺问题的同时，还能实现资源最小化利用的潜力。当代建筑师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现代主义方法与绿色技术和材料的最新进展相融合。
景观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一份可持续的遗产？
景观建筑领域的现代主义与建筑领域的现代主义运动相伴而生，其核心理念是：设计能够改善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们秉持现代主义原则，如简约性、功能性以及与自然的融合。这种方法致力于使人类需求与周边景观相协调，甚至在“可持续性”成为主流概念之前，就已培育出一种生态意识。加勒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和罗伯托·布雷·马克思（Roberto Burle Marx）等设计师倡导打造融入当地环境的空间，采用本土植被，并探索水资源管理技术，这些举措都呼应了现代主义务实且资源高效的价值观。
罗伯托·布雷·马克思（Roberto Burle Marx）常被誉为可持续景观设计的先驱，他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海滨步道和弗拉门戈公园等项目中，将这一理念展现得淋漓尽致，把生物多样性与人类休闲活动相结合，打造出能适应城市景观不断变化的灵活空间。布雷·马克思倡导使用本土植物、构建有韧性的生态系统，展示了景观设计如何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满足城市需求。
另一位杰出人物丹·凯利（ Dan Kiley）将现代主义理念引入北美，设计了一系列彰显清晰与秩序的公共和私人空间。圣路易斯的大拱门国家公园（Gateway Arch National Park）等项目，体现了凯利对功能简约以及建筑与自然环境无缝融合的执着追求。大拱门公园的场地以几何图案和开阔的视野为特色，彰显了现代主义对抽象性的强调，以及其在提升空间感知方面的潜力。此外，多年来，该公园能够融入气候适应策略，这凸显了其作为前瞻性设计的角色，与当代可持续发展实践相契合。
然而，现代主义景观建筑的可持续追求往往受限于当时的工具与知识水平。尽管像布雷·马克思和凯利这样的设计师展现了设计中生态意识的潜力，但其他一些项目却将形式创新置于生态平衡之上，揭示了美学追求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今重新审视这些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现代主义遗产的契机，即将其简约与功能性的原则应用于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韧性等当代挑战。这些历史项目既是灵感源泉，也是警示案例，提醒我们设计必须不断演进，以应对自然世界的复杂性问题。
从现代主义到现代性：当代可持续性及其启示
现代主义对当代建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其美学与功能创新上。尽管其简约、开放和技术进步的原则仍备受推崇，但其局限性 —— 例如对不同气候的适应性不足以及对生态系统考量不够充分 —— 也影响了如今建筑师应对可持续性的方式。
以哥本哈根的比亚克·英格斯集团（Bjarke Ingels Group，简称 BIG）与景观建筑事务所 SLA 合作设计的 CopenHill（阿玛格尔烤炉山，亦称 Amager Bakke）项目为例。该项目既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技术抱负与雕塑般的清晰美感，又弥补了其生态方面的不足。CopenHill 是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其顶部设有一个完全开放的绿色屋顶，兼具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功能。该项目让人联想到现代主义将实用性与设计相融合的理念，类似于包豪斯“形式追随功能”的原则。然而，CopenHill 更进一步，通过将垃圾转化为清洁能源来积极减轻环境影响，同时利用其屋顶公园和滑雪坡道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
由斯特凡诺·博埃里建筑事务所（Stefano Boeri Architetti ）与劳拉·加蒂工作室（Studio Laura Gatti ）共同设计的“垂直森林”（Bosco Verticale），以极具当代性的方式重新诠释了现代主义与自然的融合理念。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为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 ）所构想的愿景，虽追求与乡村环境的和谐共处，却依赖机械系统来提供舒适感，且忽视了生态可持续性。相比之下，“垂直森林”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转化为一种具有表现力的建筑特征。其外立面种植了 800 多棵树和 2 万株植物，有助于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降低能源消耗，将现代主义清晰的设计风格与环保责任融为一体。
适应性再利用项目也凸显了当代可持续性是如何在现代主义理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纽约市的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由 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和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联合设计，该项目将一条废弃的铁路线改造成了一座郁郁葱葱的城市公园，呼应了现代主义对重新思考空间可能性的关注。然而，与现代主义倾向于强加刻板秩序的做法不同，高线公园注重生态修复与社区参与。它促进了生物多样性，推动了自然生长，将可持续性融入了一种适应性的城市更新模式之中。
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的建筑理念体现了现代主义功能设计、模块化与高效性的核心原则，同时弥补了其在历史上一度忽视的本土语境与环境局限性的问题。凯雷通过优先选用本地材料，并融入被动式冷却系统，实现了既可持续又深深扎根于周边环境的设计。他的项目降低了碳足迹，并通过参与式建造流程促进了社区赋权。布基纳法索的甘多小学（Gando Primary School ）便是一个典范，凯雷在该项目中重新诠释了现代主义创新，将本土技艺与材料融入其中，打造出一个适应气候条件、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学习环境。
跨越时代：现代主义在当代可持续性中的遗产
现代主义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层次丰富，既蕴含着前瞻性的理念，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现代主义对效率、创新和通用设计的关注，为当今许多可持续实践埋下了种子；然而，其局限性也凸显出，必须对生态和具体环境有更深刻的敏感认知。当代建筑已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汲取养分，在不断进化中优先考量适应性、公平性和环境管理，同时也不忘现代主义运动所定义的创造力与乐观精神。
通过重新审视并重新诠释现代主义理念，如今的建筑师正开辟出一条新道路，让可持续性不再是事后才考虑的因素，而是成为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这种持续对话提醒我们，建筑的作用在于反映时代需求，预见并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是 ArchDaily “现代主义百年” 专题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每个月，我们都会通过文章、访谈、新闻和建筑项目等形式，深入探讨一个专题。我们诚邀您进一步了解我们的 ArchDaily 专题内容。此外，一如往常，ArchDaily 欢迎读者踊跃投稿；如果您想投稿文章或项目，请与我们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