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深受“轻盈性”的追求影响。钢结构与幕墙系统将建筑围护结构压缩成一层薄薄的界面，用来分隔室内与室外；立面则逐渐成为平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像精确切割出的洞口，嵌入抽象的平面之中。然而，在更漫长的建筑历史中，建筑常常被理解为具有实体感的体量。墙体拥有厚度，窗洞深嵌于厚重的砌体之中，空间也常被体验为从坚实构造中“凿刻”而出的结果。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正在重新回到这种更古老的空间逻辑之中，通过深洞口、整体化体量与厚重围护结构，将“厚度”重新引入建筑语言。
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拒绝现代建造技术，也不是对历史形式的怀旧回归。它更体现出建筑对材料、体量与留白之间基本关系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厚度重新纳入建筑表达，这些项目使当代实践与一种长期存在的建造传统重新发生联系：在这种传统中，空间始终与构造的重量和深度密不可分。
遗产修复向来是一个复杂精细的过程，需要在保持历史材料完整性的同时，融入能提升精确度、效率与耐久性的当代技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修复工程中，这一传统与技术的交汇得到了充分展示。建于1865年的东翼大楼（The East Block），生动地展示了数字工具如何助力文化遗产修复工作，并为石雕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做出贡献。
位于亚得里亚海景观与巴尔干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地拉那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欧洲最迅速的城市转型之一。曾以僵化的社会主义规划和政治孤立为特征的这座城市，逐步通过非正式增长、国际投资以及旨在重塑公共形象与空间结构的战略性城市干预重新定位自身。
自2000年代初以来，一系列城市政策，尤以市长任期内由埃迪·拉马（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启动的措施为代表，推动将色彩、公共空间和建筑实验作为激活市民生活的手段。地拉那的发展没有单纯依赖总体规划，而是通过一系列干预展开——单体建筑与公共空间在支离破碎的城市肌理中充当催化剂。
在我们当下的城市中，城市密度不断攀升，土地价值日益增长，这常常迫使我们在大型公共建筑与开放式公共空间之间做出抉择。传统上，广场被视为建筑基底周边区域，但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引入“独立支柱”（pilotis，指建筑底层架空、以柱子支撑的建筑形式）后，这一策略得以改变。最初，采用独立支柱意在营造轻盈之感，让空气和光线能在建筑下方自由流通，然而，当代建筑对地震荷载、消防疏散以及高承载量的要求，使得细柱难以满足当下大型公共项目的需求。
不过，追求建筑轻盈感并非当代独有的现象。现代主义引入独立支柱之后，20 世纪中叶的多个项目开始尝试营造悬浮的视觉效果，以实现公共空间的通透感。1953 年，由马里奥·瓦伦苏埃拉（Mario Valenzuela）设计的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国民议会大厦，将这些原则应用于立法建筑。该建筑由一个实体会议厅构成，会议厅由一系列细柱支撑，高高架起。由于建筑选址位于一条倾斜街道尽头的台地上，由此形成的空地不仅提供了通行空间，还框定了城市景观，营造出一种厚重立法建筑体轻盈悬浮于城市肌理之上的视觉印象。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2026 年，苹果迎来了成立五十周年。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苹果发展出了一套连贯的建筑语言，将其品牌延伸至建成环境，把零售店、工作场所和面向公众的空间转化为品牌身份的组成部分。这些空间引导动线、框定互动方式，并塑造了用户与产品乃至公司本身互动的方式。
从产品到零售店室内，苹果始终致力于对形式、材料和体验保持高度精准控制。当公司开始定义人们如何在实体空间中感知和参与各种活动时，建筑便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针对零售环境的研究表明，空间布局、可见性和流线模式能够塑造行为与互动，使建筑成为品牌与用户之间的界面。
如今，人们愈发期望建筑能“少些作为，而非多此一举”。在充斥着不断流动、喧嚣嘈杂与无尽期待的环境中，那些能让人们驻足停留、稍作停顿并真切感受当下的空间，变得愈发稀缺，也愈发必要。许多公共及半公共场所的设计，旨在驱使人们不断移动、消费或做出反应，几乎不给人们留下流连、观察，或是无端闲适的空间。
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将关注点从 “激活空间” 转向了“营造在场感”。这些空间并非要求使用者互动或参与，而是创造条件以支持人们停留。舒适感、连贯性与开放性，让人们能够毫无压力与负担地驻足，使“在场”成为一种空间特质，而非一项活动。
有些城市凭借连贯性发展壮大，有些城市则通过加速发展的节点实现自我构建。而阿塞拜疆的巴库，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其历史中心——内城（Icherisheher），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抗拒扩张的空间逻辑：密集、封闭，以邻近与重复为特征。然而，城墙之外，城市便开始发生变化。规模扩大，距离延伸，建筑之间的关系不再侧重于连贯性，而更多地关乎可见性。
过去二十年间，巴库一直在刻意塑造自身形象。石油财富提供了资金支持，而建筑则成为其重要手段之一。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盖达尔·阿利耶夫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和火焰塔（Flame Towers）等项目，便是这一变革的象征。它们的设计形式不仅在城市中流传，更在媒体中广泛传播。这些建筑是精确、可控且高度完善的物体。但它们也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城市逻辑，这种逻辑更看重独特性而非连贯性，并将建筑视为一种表征媒介。
2023 年，在利雅得 The Line 项目展览闭幕之际，ArchDaily 主编与 NEOM 的 The Line 项目设计执行董事塔雷克·卡杜米（Tarek Qaddumi）进行了深入交流。卡杜米描绘了一座分层、立体的城市，其设计理念围绕“五分钟可达圈”展开：可步行的社区垂直堆叠，通过高速铁路相连，摆脱汽车与传统街道基础设施的束缚，并与周边自然景观共生共融。这一愿景极具吸引力，在当时背景下，既令人信服又颇具魅力。对于那些正应对 20 世纪城市建设失败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思想家而言，这些理念值得深入探讨与规划。
去年十月，巴黎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开幕引发了人们对博物馆建筑的角色、形式和未来的新一轮思考。在这个数字化时代，随着文化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涌现，博物馆本身也亟需被重新定义。建筑史学家兼策展人贝娅特丽丝·格雷尼耶（Béatrice Grenier）在其著作《文化建筑：重新思考博物馆》（Architecture for Culture: Rethinking Museums）中，并未提供单一的模式或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对博物馆的本质进行更具语境性和多元化的理解：博物馆应是一个由其环境、公众以及其试图探讨的特定文化问题所塑造的机构。
ArchDaily 有机会与作者在卡地亚基金会位于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的新址探讨这些理念。该基金会坐落于一栋修复后的奥斯曼式建筑内，该建筑曾是卢浮宫百货公司（Grands Magasins du Louvre）的所在地。在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彻底改造下，这里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可灵活变换的建筑空间。
在欧洲与北美，步行化正日益成为一种因地制宜的城市策略，其形成受经济、社会及空间压力的独特影响。随着经济格局转变、气候压力加剧以及出行模式变化，城市持续重新评估街道的角色，步行化由此成为当下城市转型的重要工具。在伦敦、纽约、休斯顿和斯德哥尔摩，一系列“步行优先”项目正探索通往更具韧性与宜步行城市的多元路径，涵盖法定规划、资本建设到研究驱动的愿景规划等不同层面。伦敦牛津街正通过公众咨询与治理改革应对零售业衰退；纽约帕塞奥公园（Paseo Park）从临时疫情干预措施转变为永久性基础设施；休斯顿正加速推进市中心核心区的步行化改造，为全球性体育盛事做准备；斯德哥尔摩的“超级线”（Superline）项目则借助设计研究，重新构想内城高速公路的未来。这些实践揭示了步行化如何被积极协商、设计与构建 —— 既适应地方需求，又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街道成为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而非单纯的交通通道。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 专栏的一部分，该专栏以论述性文章的形式，针对塑造我们所在领域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每个建筑时代都由其工具所定义。指南针、绘图板、相机和计算机，每一项都改变了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和创作方式。然而，当下的时刻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随着人工智能和生成系统融入日常工作流程，工具不再仅仅是建筑师双手的被动延伸，而是开始作为半自主主体发挥作用。它们提出方案、进行优化、开展模拟，所产出的成果有时甚至超出了创作者的完全预料。
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经历了迅速且显著的变化，一跃成为东南欧最具活力的城市环境之一。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建筑空间的扩张上，更体现在那些旨在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建筑干预举措的规模与雄心之中。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大型开发项目、文化机构及基础设施工程正陆续落地，这是阿尔巴尼亚及其首都地拉那为在区域和国际网络中重新定位而做出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这些干预举措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国际知名的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它们的参与已然成为地拉那当前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地拉那的转型并非主要依赖渐进式或本土化的进程，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构思的愿景所影响，这些愿景引入了新颖的形式语言、建筑类型以及城市策略。这些项目往往以独特的单体建筑或大型片区形式呈现，共同塑造出一幅城市图景，其中地拉那通过一系列鲜明且引人注目的举措逐步构建成型。
在当代建筑领域，商业空间已不再仅仅是销售场所；它们已成为身份、形象与体验交汇的舞台。店铺、展厅以及品牌室内空间常常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建筑师在此试验形式、材质与光线，将企业叙事转化为空间体验。在此背景下，建筑师化身为欲望的塑造者，营造出引导感知、唤起情感并潜移默化影响行为的空间氛围。这一角色揭示了设计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交集：这些空间不仅售卖产品，更售卖憧憬、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通过将商业转化为一场建筑表演，这些项目促使我们反思：在可见性与形象变得与功能同样至关重要的世界里，建筑学科如何权衡并发挥其影响力。
美国交通枢纽的未来，将不会由标志性的大都市机场航站楼和广袤的中央火车站来定义。乡村地区拥有全国大部分的公路里程，承担着近一半的卡车行驶里程，且三分之二的铁路货运均发源于此。这些现实情况使乡村交通枢纽成为至关重要的区域接入点和配送中心，塑造着超越城市延伸模式的国家交通格局。
美国的乡村交通枢纽是重要的市政与物流锚点，其成功与否无法用城市指标来衡量。设计师并未照搬密集城市类型的交通枢纽模式，而是开发出反映乡村现实的建筑模型：人口分散、货运主导的基础设施、适度的多式联运、安全挑战以及社会可达性需求。在许多乡村地区，一个小型机场航站楼维持着经济活力，铁路转运设施将资源型产业与全国市场相连，区域公交站则提供就业、教育和基本服务的通道。
塔什干地处中亚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沿线，是一座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其历史建筑以庭院、穹顶和蓝色陶瓷为特色，彰显着帖木儿王朝的遗产风范。如今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在 19 世纪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后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在苏联时期，这座城市成为现代化的典范，颂扬着亚洲的社会主义成就。1966 年的一场毁灭性地震加速了塔什干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在重建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如今闻名于世的现代主义建筑杰作。
釜山歌剧院项目于 2012 年通过国际设计竞赛委托斯诺赫塔（Snøhetta）进行设计，目前正于釜山市北港海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主体工程预计于 2026 年末竣工，并计划于 2027 年正式对外开放。作为韩国第二大城市的首座歌剧院，该项目重新定义了传统歌剧院，将其打造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公共文化机构。该建筑不仅是一个演出场所，更被构想为一个公共目的地，旨在支持日常使用、集体体验，以及在釜山不断演变的城市景观中开展长期的文化互动。
在当今社会中，生态资源濒临枯竭、空间趋于饱和，建造行为已然成为兼具创造与消耗双重属性的活动。数十年来，建筑领域的进步一直以“新”为衡量标准：新材料、新技术、雄心勃勃的新地标建筑。然而，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建筑师们逐渐认识到，“少做加法”反而能产出更有深度的设计成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克制型建筑”理念的兴起：这是一种以悉心呵护、维护保养以及刻意避免额外建造为特征的实践方式。
这一理念认为，最可持续的建筑往往就是那些已然矗立着的建筑，而改变可以通过保护、修缮，甚至是通过“不作为”来实现。选择“不建造”成为一种兼具政治意义与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对地球物质资源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休止增长所面临的伦理局限的回应。建筑不再局限于创造新形式，而是开始拥抱延续性，延长那些已然存在于世上的建筑、材料以及记忆的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