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遗迹已成为探索新型城市状况的实验室。仓库、发电厂和造船厂，这些曾经象征着劳动力与进步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等待被重新构想的巨大空壳。建筑师们没有选择抹除这些结构，而是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使其适应当代需求，将生产空间转化为文化、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场所。

这一转变反映了建筑领域优先事项的更广泛变革：少建多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既是对环境紧迫性的回应，也是对城市环境中文化连续性需求的满足。

+ 17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深受“轻盈性”的追求影响。钢结构与幕墙系统将建筑围护结构压缩成一层薄薄的界面，用来分隔室内与室外；立面则逐渐成为平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像精确切割出的洞口，嵌入抽象的平面之中。然而，在更漫长的建筑历史中，建筑常常被理解为具有实体感的体量。墙体拥有厚度，窗洞深嵌于厚重的砌体之中，空间也常被体验为从坚实构造中“凿刻”而出的结果。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正在重新回到这种更古老的空间逻辑之中，通过深洞口、整体化体量与厚重围护结构，将“厚度”重新引入建筑语言。

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拒绝现代建造技术，也不是对历史形式的怀旧回归。它更体现出建筑对材料、体量与留白之间基本关系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厚度重新纳入建筑表达，这些项目使当代实践与一种长期存在的建造传统重新发生联系：在这种传统中，空间始终与构造的重量和深度密不可分。

+ 19

位于亚得里亚海景观与巴尔干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地拉那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欧洲最迅速的城市转型之一。曾以僵化的社会主义规划和政治孤立为特征的这座城市，逐步通过非正式增长、国际投资以及旨在重塑公共形象与空间结构的战略性城市干预重新定位自身。

自2000年代初以来，一系列城市政策，尤以市长任期内由埃迪·拉马（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启动的措施为代表，推动将色彩、公共空间和建筑实验作为激活市民生活的手段。地拉那的发展没有单纯依赖总体规划，而是通过一系列干预展开——单体建筑与公共空间在支离破碎的城市肌理中充当催化剂。

+ 15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 32

2026 年，苹果迎来了成立五十周年。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苹果发展出了一套连贯的建筑语言，将其品牌延伸至建成环境，把零售店、工作场所和面向公众的空间转化为品牌身份的组成部分。这些空间引导动线、框定互动方式，并塑造了用户与产品乃至公司本身互动的方式。

从产品到零售店室内，苹果始终致力于对形式、材料和体验保持高度精准控制。当公司开始定义人们如何在实体空间中感知和参与各种活动时，建筑便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针对零售环境的研究表明，空间布局、可见性和流线模式能够塑造行为与互动，使建筑成为品牌与用户之间的界面。

+ 10

有些城市凭借连贯性发展壮大，有些城市则通过加速发展的节点实现自我构建。而阿塞拜疆的巴库，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其历史中心——内城（Icherisheher），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抗拒扩张的空间逻辑：密集、封闭，以邻近与重复为特征。然而，城墙之外，城市便开始发生变化。规模扩大，距离延伸，建筑之间的关系不再侧重于连贯性，而更多地关乎可见性。

过去二十年间，巴库一直在刻意塑造自身形象。石油财富提供了资金支持，而建筑则成为其重要手段之一。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盖达尔·阿利耶夫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和火焰塔（Flame Towers）等项目，便是这一变革的象征。它们的设计形式不仅在城市中流传，更在媒体中广泛传播。这些建筑是精确、可控且高度完善的物体。但它们也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城市逻辑，这种逻辑更看重独特性而非连贯性，并将建筑视为一种表征媒介。

+ 12

死亡无可回避，但其空间形态从未恒定。每个时代与文化都为逝者创造了独特的安放方式 —— 或近或远、或显或隐、或宏伟如纪念碑或近乎匿名。这些选择始终承载着社会与政治的分量。墓地，正是这种分量在空间中具象化的场域：它将信仰与规训转化为边界、路径与姓名。

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地如同城市营造的缩影。它需要入口与边界，需要一套能随时间扩展而不失清晰的内部秩序。它既依赖土地与水系的管理，也依赖符号与行政的运作；既关乎形式，也关乎治理。但其真正的建筑挑战在于：如何在保留探访私密性的同时，让这片不断演变的广袤领地可被阅读？姓名必须可寻，路径必须清晰，树木生长、步道偏移、石碑风化、记录累积……那些看似永恒的元素，实则是一个为持续使用与重访而设计的“活系统”，即便最初的悲痛早已消散。

+ 14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 专栏的一部分，该专栏以论述性文章的形式，针对塑造我们所在领域的关键问题进行探讨。

每个建筑时代都由其工具所定义。指南针、绘图板、相机和计算机，每一项都改变了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和创作方式。然而，当下的时刻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随着人工智能和生成系统融入日常工作流程，工具不再仅仅是建筑师双手的被动延伸，而是开始作为半自主主体发挥作用。它们提出方案、进行优化、开展模拟，所产出的成果有时甚至超出了创作者的完全预料。

+ 17

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经历了迅速且显著的变化，一跃成为东南欧最具活力的城市环境之一。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建筑空间的扩张上，更体现在那些旨在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建筑干预举措的规模与雄心之中。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大型开发项目、文化机构及基础设施工程正陆续落地，这是阿尔巴尼亚及其首都地拉那为在区域和国际网络中重新定位而做出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这些干预举措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国际知名的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它们的参与已然成为地拉那当前发展阶段的显著标志。地拉那的转型并非主要依赖渐进式或本土化的进程，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构思的愿景所影响，这些愿景引入了新颖的形式语言、建筑类型以及城市策略。这些项目往往以独特的单体建筑或大型片区形式呈现，共同塑造出一幅城市图景，其中地拉那通过一系列鲜明且引人注目的举措逐步构建成型。

+ 26

在当代建筑领域，商业空间已不再仅仅是销售场所；它们已成为身份、形象与体验交汇的舞台。店铺、展厅以及品牌室内空间常常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建筑师在此试验形式、材质与光线，将企业叙事转化为空间体验。在此背景下，建筑师化身为欲望的塑造者，营造出引导感知、唤起情感并潜移默化影响行为的空间氛围。这一角色揭示了设计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交集：这些空间不仅售卖产品，更售卖憧憬、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通过将商业转化为一场建筑表演，这些项目促使我们反思：在可见性与形象变得与功能同样至关重要的世界里，建筑学科如何权衡并发挥其影响力。

+ 55

在当今社会中，生态资源濒临枯竭、空间趋于饱和，建造行为已然成为兼具创造与消耗双重属性的活动。数十年来，建筑领域的进步一直以“新”为衡量标准：新材料、新技术、雄心勃勃的新地标建筑。然而，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建筑师们逐渐认识到，“少做加法”反而能产出更有深度的设计成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克制型建筑”理念的兴起：这是一种以悉心呵护、维护保养以及刻意避免额外建造为特征的实践方式。

这一理念认为，最可持续的建筑往往就是那些已然矗立着的建筑，而改变可以通过保护、修缮，甚至是通过“不作为”来实现。选择“不建造”成为一种兼具政治意义与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对地球物质资源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休止增长所面临的伦理局限的回应。建筑不再局限于创造新形式，而是开始拥抱延续性，延长那些已然存在于世上的建筑、材料以及记忆的寿命。

+ 33

利雅得曾是一个由泥砖墙和庭院式房屋界定的内志（Najdi）聚居地，而今却经历了 20 世纪和 21 世纪最为彻底的城市变革之一。石油储量的发现、政治权力的巩固以及基础设施的迅速扩张，几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将这座区域性首都重塑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都市。因此，利雅得的城市肌理呈现出断裂性特征：本土建筑碎片与 20 世纪中叶的机构现代主义风格并存，还有那日新月异的当代天际线。

近几十年来，大规模开发战略和文化投资项目将建筑视为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利雅得这种层次分明的城市状况。国际事务所参与塑造了关键机构、基础设施和地标性建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本土工作室则越来越多地贡献出项目，这些项目在当代框架下重新诠释了气候、材质和社会空间。

+ 17

每年都会涌现出新的理念、项目和建筑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伴随着那些塑造了数十年建筑学科的先驱人物的离世。建筑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也在逝去中不断进步。当那些阐明建筑语言和抱负的人物离世时，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已完成的作品或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他们的离去构成了一个门槛，一个建筑学科停下来思考的时刻，让我们得以审视哪些东西得以保留，哪些东西正在演变，以及哪些东西将继续指引我们。这些逝去的时刻提醒我们，建筑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建构过程，它不仅由那些塑造当下的人所承载，也由那些其远见卓识持续影响我们对城市和景观思考的人所承载。

2025 年离我们而去的建筑师与思想家们来自全球各地，但他们作品所探讨的问题却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些人从身份认同、象征意义和历史延续性角度审视城市，力求将建筑环境扎根于文化记忆之中。另一些人则通过工程精度、生态系统或激进实验来解读城市，拓展了建筑的边界，以及人们对建筑的体验方式。他们的作品所涉背景极为多元，涵盖战后英国、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中欧先锋派，以及不断演变的柏林和纽约文化机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光谱，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些光谱定义了建筑文化，并将继续塑造建筑文化，揭示了建筑与社会、科技和环境互动的多种方式。

+ 33

混凝土常被视为现代性的象征，以其结构强度、质朴质感与辨识度极高的灰色调而著称。它成为 20 世纪建筑的默认调色板，象征着功能性与永恒性。然而，混凝土并非注定只能拥有这一色彩身份。其颜色是混合所用水泥、骨料及化学成分的副产物，且可通过添加颜料有意改变。在众多探索的色彩中，红色脱颖而出 —— 不仅因其视觉冲击力，更因其能将建筑植根于特定地域，唤起文化联想，并赋予建筑一种既原始又富有表现力的物质存在感。

为混凝土着色需在搅拌过程中加入矿物基着色剂 —— 通常是氧化铁。与涂刷于表面的油漆或涂层不同，这些颜料直接融入混凝土本体，确保色彩渗透材料并持久稳定。红色颜料尤其常源自氧化铁（Fe₂O₃），这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黏土、赤铁矿及其他富铁矿物中的化合物。其深沉、质朴的色调将当代建筑与古老技艺相连 —— 从罗马火山灰砂浆到西非与南美洲的红土建筑。

+ 27

迈阿密坐落于佛罗里达州南端，沿大西洋海岸绵延展开，人们常通过印有海滩、棕榈树和临水玻璃塔楼等明信片式景致来介绍这座城市。然而，在这熟悉的景象背后，却是一座由移民、旅游业和房地产周期共同塑造的城市，在这里，建筑屡屡被用来展现新身份，重塑城市景观。从早期的度假酒店和南海滩的装饰艺术风格立面，到海湾边实验性的高层建筑和文化机构，建筑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迈阿密如何应对气候、经济和日常生活的途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座城市通过层层叠加的开发不断成长，这些开发痕迹仍在其街道和天际线中清晰可见。历史悠久的装饰艺术区那流线型的几何形状和柔和的色彩，与比斯坎大道上迈阿密现代（MiMo）汽车旅馆的活力四射的造型以及战后基础设施相得益彰。市中心和布里克尔（Brickell）已从低层商业区转变为密集的住宅和办公楼群，其中许多建筑由国际公司与当地事务所合作设计。与此同时，小哈瓦那（Little Havana）、阿拉帕塔（Allapattah）和温伍德（Wynwood）等街区则展现了离散社群、工业遗产和创意产业如何占据并改造现有建筑，这些往往与以形象为导向的海滨区域形成鲜明对比。

+ 36

文化外交是指运用文化表达与创意交流来增进各国间的理解并构建国家间关系。在此背景下，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独特的角色。除了其功能性和美学层面的意义，建筑还作为一种沟通媒介，是各国在全球舞台上表达自身身份认同、价值观与抱负的一种语言。

建筑作为一种软实力形式发挥作用 —— 它具有说服力而非强制性 —— 使各国能够通过物质实体展现自身影响力。从战后时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大使馆，到世界博览会上的宏伟展馆，各国政府和机构都已认识到，建筑环境具有塑造人们认知的潜力。通过委托知名建筑师进行设计，并采用特定的设计语言，各国利用建筑来彰显自身的现代性、传统性、创新性或稳定性。

+ 20

20 世纪初，结核病成为整个欧洲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促使人们建造专门的设施以助患者康复。芬兰的帕伊米奥结核病疗养院便是建筑在促进疗愈方面具有开创性潜力的典范之作。该疗养院由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于 1929 年至 1933 年间设计，将创新的设计原则与对人类需求的深刻理解融为一体，为医疗建筑树立了新的标杆。

阿尔瓦·阿尔托是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军人物，他将帕伊米奥结核病疗养院视为对医疗危机的功能性回应，但更不止于此。他精心打造了一个空间，让建筑成为关怀的工具，将自然光、通风和和谐的形式融为一体，以支持患者的身体和情感健康。这一项目标志着阿尔托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展现了他将现代主义理念与对环境和人类体验的深刻洞察力相结合的能力。

+ 23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作为一场革命性运动应运而生，它摒弃了历史风格，将功能性、创新性和理性置于首位。基于工业进步的承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建筑师倡导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造方法，力求创造一种普适的建筑语言。他们的作品引入了激进的理念：开放式平面布局、为引入自然光而设置的大面积玻璃幕墙，以及将建筑抬升的“独立支柱”（pilotis），这些都象征着一个新的建筑时代的到来。然而，尽管现代主义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理念，但其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却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

尽管现代主义建筑师试图通过经济适用房和高效设计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但他们对混凝土和钢材等高能耗材料的依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境后果。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往往忽视了当地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了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所蕴含的功能性与适应性原则，为我们如今所认可的可持续实践奠定了基础。从勒·柯布西耶的屋顶花园，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自然的融合设计，环保设计理念的种子无疑已然存在，尽管在当时的实践中尚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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