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tecture Classics

+ 9

菲利普·约翰逊策划了于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的“国际风格现代主义建筑展览”，他当时策展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国际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一个明确的定义。约翰逊与马克·威格利（现任哥伦比亚大学GSAPP名誉院长）共同在1988年于同一机构做客座策展人，在这次展览中则使用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比起收集由严格统一的设计原则下创造出的现代建筑作品，他收集了有着相似（但不相同）设计手法且有相似设计衍生结果的建筑设计师们的作品。彼得·艾森曼、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丹尼尔·里伯斯金、伯纳·屈米以及蓝天组选择参展，他们同时也代表了20世纪末至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们。[1,2]

+ 1

埃及地中海沿岸的新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先进设施，其建筑的身份认同还尚未确认。这座建筑于1989年启用，是对古代传说中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当代诠释，该图书馆曾在整个古代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这建筑作为一个纽带，将城市与历史和遗产相连。但是其鲜明的现代性和技术创新使它比历史上的传奇更具前瞻性，这是一种对建筑形态和工程学的全面探索，但在探索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拥有更强烈的区域归属感。

在某些批评家看来，图书馆的政治色彩掩盖了其建筑内涵。最糟糕的是，它成为政治姿态的纪念碑，其功能以及设计概念的完整性仅是次要问题。尽管对该项目的严厉批评来自其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但是该建筑的结构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和一个创新的现代图书馆，还是值得赞赏和评估的。

+ 9

如果说1960年代末期的建筑狂潮预示着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建筑理论的黄金时代的开始，那么它也同样付出了破坏性的代价。其主要目的对比新想法的承诺更倾向于摆脱建筑师的全面主义体制。它需要现代主义公理的伪证和彻底摧毁其精神上的灵魂。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现代主义项目的某些部分仅靠躲藏在技术进步的幌子下得以生存，而其他一些项目（如现代城市规划）则坚持存在，只是因为时间没有办法倒流。

+ 6

在西班牙内战前的动荡岁月里，Zarzuela跑马场，在马德里市郊办公室赞助的一次公开设计竞赛中诞生。该竞赛希望获胜的设计，能够取代位于卡斯特拉纳大道（Paseo de la Castellana）上年久失修的旧跑马场。

卡斯特拉纳-雷科莱托斯大道（Castellana-Recoletos）是马德里的主要街道之一，也是1930年代发展的基石。为了扩大它的规模，必须拆除旧跑马场，以便为新内阁政府的综合楼腾出空间。对于新跑马场，规划人员寻求了一个更偏远、更合适的位置。他们最终决定，将场地选在马德里北郊靠近蒙特帕尔多市（Monte El Pardo）的一块115公顷土地上。那里有不仅有充足的空间，也有与市中心相连的公共交通。

当年该设计竞赛共有9个项目参加，获胜团队包括建筑师卡洛斯·阿尼什（Carlos Arniches）和马丁·多明格斯（Martín Domínguez），以及工程师爱德华多·托罗亚（Eduardo Torroja）。

+ 13

+ 8

文化艺术中心由奥斯卡·尼迈耶设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建筑位于巴西戈亚斯州（Goiás）的戈亚尼亚（Goiânia），建于26,000平方米的平原上，该平原叫Esplanada da Cultura，是用于举办音乐会和集会的广场，也用于表达对前总统Juscelino Kubitschek的敬意。建筑群包含了四个几何形式纯粹的建筑：设有公共图书馆的长方体，设有当代艺术馆的圆柱体，设有音乐殿堂的半球体，以及放置人权纪念碑的36米高的三棱锥体。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Ciudad Universitaria 主校区北侧的Rectoría塔楼散发着特殊的墨西哥特色。作为现代建筑的经典范例，它融合了建筑与雕塑和图形元素，将大学的使命，即世世代代保存和传承知识、历史和墨西哥文化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Juan O’Gorman，Gustavo Saavedra和 Juan Martínez de Velasco负责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塔楼的主体设计，之后Juan Íñiguez、Rafael Carrasco Puente和José María Luján受邀成为项目顾问。

+ 15

这是一栋坐落在威尼斯大运河北岸的大宅，华丽的大理石雕刻外墙反映了其昔日的辉煌。被称为黄金之家（Ca D’Oro）的Palazzo SantaSofia，是晚期威尼斯哥特式建筑最著名的典范之一，它将现有的哥特式、摩尔式和拜占庭式建筑结合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象征着威尼斯共和国是国际商业帝国。这座宫殿最初建造是作为威尼斯富商和政治家Marin Contarini的大宅，其后又经历了多位主人和翻新，最终成为中世纪绘画和雕塑的博物馆[1]。

+ 5

位于马来西亚八打灵再也（简称“灵市”，临近吉隆坡）的梅那拉·梅西加尼亚塔楼（Menara Mesiniaga）标志了杨经文建筑师多年对高层建筑的被动策略研究的结束，也是其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的开始，它同时也是杨经文先生第一栋完全实现其生物气候研究设计原则的大楼。梅那拉·梅西加尼亚包含了他想要将被动建筑设计带入有着炎热潮湿气候的东南亚地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建筑所包含的原则也影响到了全世界随后出现的摩天大楼的设计。

视频

Daniel Libeskind的"螺旋方案"希望以近乎暴力的方式将V&A博物馆插入南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式街区，给周遭的秩序性和礼节性带来了视觉上灾难性的破坏。它设想的是空间和时间结构的断裂，以强势的方式带来跟它相邻建筑的时代错乱感，以错综复杂的数学逻辑而不是人文主义教养，极度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现在教科书般的 "李伯斯金式作品"在1996年对伦敦建制派来说是一个绝对不入流的作品。对于一个拥有躁动不安能量和典型向往怀旧与克制之间长期徘徊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风险。在 "螺旋 "被选为杰出的国际竞赛获胜奖的近20年后，V&A博物馆 的这一有争议的扩建方案仍未建成。

+ 13

在1940年12月29日，二战如火如荼之时，德国空军的一场空袭将伦敦市中心35英亩的区域夷为平地。这个区域被称为巴比肯（意为碉堡），因曾经矗立于此的罗马城墙而得名。战后，伦敦金融城公司作为该区域的市政管理机构，开始探索将这片历史区域带入二十世纪的可能性。

+ 23

苏州博物馆是著名的普利兹克奖获奖建筑师贝聿铭的最新的建成作品之一，该博物馆坐落在他的家乡—中国苏州的中心地带。作为建筑界仅存不多的现代主义者之一，这位建筑师努力将他的现代主义情怀与苏州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该博物馆位于苏州历史街区的东北部分，毗邻着建于19世纪的忠王府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建于16世纪的园林建筑-拙政园。[1]

本文中的照片摄于2016年，由常驻罗马的摄影师Chenxing Mi 拍摄。请在该图片展后继续阅读。

+ 21

1919年，德国仍处于一战失败带来的动荡之中，君主制的废除也加剧了这种动荡。位于德国魏玛的美术学院和应用艺术学院合并，成为第一所包豪斯。学校成立的目的在于消除艺术家与工匠之间的隔阂与脱离，并结合两种职业的才能，以达成他们认为已消失在隔阂中的统一的建筑感。包豪斯的学生放弃了欧洲传统学校制定的设计标准的框架，并尝试使用天然材料，抽象形式以及依靠自己的直觉。尽管这所学校的作品最初定义为表现主义，但到1922年，它已发展为与新兴的国际风格更为契合的形式。[1]

+ 9

作为1421年至1912年中华帝国的心脏，紫禁城代表着中国皇帝五百多年的神圣权威。这座宫殿是由明朝皇帝朱棣建造的，是他理想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紫禁城见证过二十四个不同的皇帝和两个朝代。 即使在20世纪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中国之后，它仍然是世界帝国最著名的建筑遗产。[1]

+ 5

在伦敦东部的郊区中矗立着一栋红砖别墅，尖尖的拱形窗框和高耸的烟囱常让人误以为这是栋中世纪的房屋。它建于19世纪60年代，是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家人朋友共同创造的工艺美术之作，反潮流而行的设计旨在向工业化日益蓬勃的时代发出挑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屋最初的建造背景以及所要传达的信息已逐渐被人们淡忘。

+ 9

视频

出席庞塞艺术博物馆 (MAP)开幕式的政要包括了Roberto Sánchez Vilella。他以总督的身份演讲时，对其政治对手和博物馆的创始人Luis a.Ferré开了一次玩笑[1]：

我觉得我为这座博物馆的建设作出了小小的贡献。如果我没有在选举中击败Luis a.Ferré，他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投入这项文化工程的建设中。

+ 10

很难想象，在发生冲突和种族屠杀的时期，在古城巴格达波光粼粼的湖面中，沙希德纪念碑是如何伫立、倒映出优雅静谧的弧度。建筑任务由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委派，以纪念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它优美的结构散发着宁静的美丽，掩盖着其诞生时的动荡。

“编年史写道：当Clonmacnoise的僧侣们 / 都在祈祷室内祈祷时 / 一艘船凭空出现在他们头上 / 锚拖在深处 / 将船拉向圣坛”[1]

这些由诗人谢默斯·希尼写下的句子，对建筑师Sheila O’Donnell和John Tuomey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引用这句诗作为格鲁克斯曼画廊——一座在千禧年初受科克大学委托而建的展览空间——的灵感之一。以其赞助人路易斯•格鲁克斯曼命名，格鲁克斯曼画廊于2005年完工并于同年被斯特林奖提名。多亏其依场地而建的杰出设计，该建筑成为爱尔兰最负盛名的现代建筑之一。

+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