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导致了许多不平等的现象，特别是涉及到建筑资源不平等分配的问题。例如，在大流行病开始时，有能力的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居住的城市大都市，去了他们在农村的第二个家。我们也看到，在纽约等地的穷人没有足够的机会获得绿色空间，这是人类福祉的一个关键部分。在这个话题中，还有一个社会住房的问题(不同地区由不一样的名称)，和在现在和未来设计的社会住房应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需求。
在审视社会住房项目时，我们看到的是为那些资源最少的人提供住房的项目，它们有多种的形式和规模。然而，即使这些项目的意图是好的，只要看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失败的社会住房项目，这些项目揭露了良好的设计对项目成功的重要性，和经常性的维护在一个项目的永济发展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以及政府对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关怀是如何破坏本应成为庇护所的社区的。
社会住房（在美国被称为 "公共住房"）的复杂性质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近北区的卡布里尼-格林。作为最近上映的电影《Candyman》叙事的关键部分，这个住房项目最著名的形式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迁移，需要新的公共住房，因此芝加哥市议会认为应该清除非裔美国人社区中已经存在的贫民窟，以便为新的更高容量的建筑提供空间。
项目实施的结果是是一系列单一的混凝土塔楼，建造得很差，难以维护。社区被人为的构建，与周围的居民区隔绝。由于卡布里尼-格林位于芝加哥林肯公园和黄金海岸这些富裕的飞地之间，因此造成了地理上的贫困集中。卡布里尼-格林的居民被孤立起来，被迫自己组织维护，并向管理不善的芝加哥住房管理局寻求支持。为了节省维护成本，绿地被委员会铺平，留给居民的公共空间很少，阳台被围起来，防止居民把垃圾桶倒进院子里，形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监狱般的外墙。Cabrini-Green 开发项目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例子，说明设计可以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设计不良和维护不当的公共住房的居民被不公平地变成替罪羊。
在欧洲，有一个城市住房项目没有实现其构想时的想法，那就是位于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的 Veledi Scampia 项目。该项目由意大利建筑师和城市学家 FrancescoDi Salvo 设计，试图在公寓楼中重现那不勒斯的小巷和庭院的独特性质。住宅采用独特的帆状形状，被有意设计成最小的，该项目的主要想法是共享外部空间将促进充满活力的社区生活。但是，项目并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
这个住房项目没有按计划建造，设计好的绿色区域被忽略了。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太近了，这与最初的设计不同，限制了公寓的自然光线。服务区、学校中心和教堂本可以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的骨干，但却没有建造，本应每六层建造的公共空间也被省略了。与卡布里尼-格林的情况类似，市政府在照顾居民方面做得很差。公寓没有完工就分配给了居民，住房缺乏厕所、电力和煤气等基本设施。1980年 Irpinia 地震之后，住房的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灾后无家可归的家庭非法占据了公寓，政府后来忽视了这个项目。
虽然外部因素无可争议地导致了 Vele di Scampia 的失败，但可以说其建筑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因素。它的 "公园中的塔楼 "模式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界限，这是迪-萨尔沃从勒-柯布西耶那里获得的设计灵感，这并不是阻止犯罪的最佳方法。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不鼓励这种做法，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城市项目是拥抱社区的--向外而不是向内看。
Cabrini-Green 项目和 Vele di Scampia 项目向我们展示成功的社会住房项目的要点是许多许多因素的复杂组合。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简单地拆除这些 "失败"的城市项目并不能解决首先导致其衰落的潜在社会问题。这也提醒我们，拥有资源匮乏的社区应该得到持续的关注，把他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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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吴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