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度”，一直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城市人口飞速增长，城市中的密度越来越大，密度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在城市规划的历史中，这个词常被相关的负面联想缠扰：过渡拥挤、贫困、安全感缺乏以及所谓“贫民窟”。埃比尼泽·霍华德在1898年提起的花园城市运动，就试图通过绿化带和反密集规划来应对城市弊病。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是在这些理想模式之上建立的最有名的城市规划之一。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却推翻了这些影响深远的城市规划概念：她指出，建筑密度大并不等于过渡拥挤；一些密度大的城市区域，如她居住过的格林威治村，比其邻近的花园城市类型社区更安全和具有吸引力；她还强调美国的“贫民窟”概念常植根在反移民和反黑人的意识形态上。在她看来，密集并无固有的坏处，关键是我们对其的处理方式。如今，我们仍在设法解决如何为日益密集的城市进行设计的问题——我们应如何使城市兼具开放性和私密性？给它自由，但在必要时进行管理？尤其是我们应如何保证城市的安全，从犯罪的角度，也从新冠时代下预防疾病的角度。
这些问题是庞大的，包含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尽管几十年来有过许多建筑和规划类解决方案，问题依然存在。我选择了三个不同尺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以便缩小问题范围以及更好地分类研究。我分别在1)住宅层、2)街道层和3)城市层探究关于私密性、开放性和密度的问题，有时会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但重要的是希望引起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还没有简单、约定俗成的解决方式。
住宅层
通常情况，在密度较大的城市，住宅面积会比在郊区或乡村小得多。因此，对合住小公寓的家庭或夫妻来说，私密性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可能着设施质量较低，如墙壁较薄或缺少楼内洗衣服务，私密性可能受邻居或陌生人影响。
这些问题通常可以在个人层面解决，如由居住者或建筑师解决，因此算是较容易处理。开窗的设置，是个对城市居民来说非常现实的私密性问题。去过高线公园的纽约人或游客也许注意过一个问题，公园周围许多公寓楼都带有奢华的落地窗，然而完全朝向公共视野敞开。我上次经过那里时，还发现有个公寓阳台和高线公园只有一个小跃步的距离。虽然这些公寓多数还没有人居住，但可作为一个贴切的例子，说明像窗户这样的简单元素可能成为潜在的私密性问题。所幸这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案：建筑师和居民可以安装透光窗帘；用半透明玻璃替代普通玻璃；或安装智能百叶窗，根据用户需求调节或安排在特定时间开关。
公寓内部的私密性同样重要，家庭成员、室友或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仍有自己的隐私，当空间不足时，很难有机会逃离到专属自己的空间。最近流行的迷你公寓，虽然主要是为单人打造的，但其中有许多充分利用空间的范例。例如在公寓中采用夹层和高天花板，或通过可变换的家具创造新空间等等。多层迷你公寓，如 MYCC 的马德里艺术家城市住宅装置和 A Little Design 的台湾22平米公寓，虽然每间公寓都是为单人设计的，但显示了公寓中的分层是如何塑造出私密空间、并同时保持良好光照和开放性的。在另一个极小公寓，Anne Rolland Architecte 的 Studio Li 中，家具作为空间的分隔，在原有的一个房间中划分出三个微型空间。这些设计方式尤其适用于有多名用户的迷你公寓。
私密性也和安全息息相关。在住宅层面，这方面内容很简单，即关于锁、钥匙、门栓、公寓密码等。一些智能科技公司已开始销售智能锁，居民可以通过手机而非实体钥匙来控制门锁。当然，智能科技也带来相关的隐私问题。智能家居不仅方便且往往美观，许多人誉其为未来趋势，然而它们也必然有对个人数据的追踪，这些数据可能被公司甚至黑客滥用。与开放性和私密性的权衡类似且更上一级，智能设备便利性和隐私的权衡需被谨慎处理，不仅消费者需做出自己的决定，这个问题还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
街道层
在街道层，私密性、安全性和开放性是同等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将街道的安全问题与隐私性和社区一同讨论。她观察到，街头犯罪不是因警力增加而减少的——美国在60年后显然还没理解这个现实——而是靠街道居民和店主（往往无意中）的贡献。简单地说，当街上的人能看见并制止犯罪，或当街上有足够多的人从一开始就阻止事端发生，街头犯罪就被预防了。这就需要有餐厅、商店、酒吧和其他场所零散存在于街道上，并且居民对社区有所情感而产生一定的责任感。因此，社区与私密性在密度大的城市环境中都十分重要。社区让居民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例如雅各布斯就阻止了摩西高速公路对格林威治村的破坏。雅各布斯的社区概念置于私密性与开放性之间——在她看来，一个恰当的邻里关系介于陌生人和密友之间。例如，她相信一个熟识的店主可以替她保管几个小时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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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人为强迫街区居民对他们的社区产生情感是很难的。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可通过设计，使街区成为人们合意的居住地，而助于情感培养。具体举措包括纳入足够的临街商店和餐馆，让街道保持有灯光和监控。这点不仅利于减少犯罪，且在私密与开放的循环周期上有合理性：居民离休闲场所只有几分钟路程，可以随时撤退回具有私密性的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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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全世界的人们都被警告应远离共享空间以防新冠的传播，关于私密与安全的问题又有了新意义。建筑师应如何降低无法避免的流行病的风险，尤其在密度大的地区？新冠带来的卫生焦虑是否对建筑师和规划师未来的设计产生持久的影响？有趣的是，当许多非必需工作者在家中的时间比以往多的时候，有些人发现街上的行人实际上更多了。在一篇纽约客几个月前的文章中，建筑师 Ilias Papageorgiou 观察到，在雅典人们步行更多了，甚至会走到城市中他们从未走过的地方。而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封锁了只限步行的街道，有些街道上有室外餐厅座位，以遵循安全社交距离。至少在现在，之前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划分以及它们的功能已经完全转变了。如果家庭办公和远程办公成为越来越主流的做法，将有更多注意力聚焦在如家庭住宅这样的私人空间上，且像街道这样的场所可能会更以行人为中心，而非汽车。这种从汽车到步行的转变也许会使街道回归更具开放性的场所，因为街道使用者将不再被孤立于各自的车中，而是与街区的人们和其他路人有更多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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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层
城市是由它的街道和建筑组成的，街道层私密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与城市关系更密切。雅各布斯所指出的保持街道活性和社交性的原则，在城市层上被加倍放大：不仅商店和餐馆需在街上散布，使街区具有混合用途更是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如果要保证街道安全，使其在不同时间段都适合被使用，那么一个区域不能只有办公楼和朝九晚五的商人（如华尔街）。区域的多用途性利于为公共空间创造更安全的环境。
如果要说新冠疫情证明了什么道理，那就是室外公共空间确实是个不可或缺的场所。花园城市反密集的原则不实用也不是必需，但公园和公共广场并非全然不好。为了平衡城市中的公共需求和个人需求，规划者需理解城市层面上公园和街道的重要性，且应设计好它们。街道频率需适当——过长的街区不仅对行人来说不方便，且若阻碍了人流，还会有潜在危险。人行道需足够大，以容纳行人，尤其当因疫情远程工作变得更普遍的时候。公园需有足够的吸引力且位置恰当，但数量不必过多。例如纽约晨边高地社区的两个公园，晨边公园和河滨公园，只相隔几个街区的距离，潜在用户被稀疏分散到这两个地方。
密集并不是个坏事——实际上，许多城市居民都可以证明它可以是非常有趣且令人兴奋的。但根本问题是需要平衡好私密性与开放性。随着全球城市人口以指数方式增长，城市越来越密集，因新冠和街头犯罪对安全性的担忧也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建筑师和规划师有责任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翻译：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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