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的不稳定性重塑设计重点，建筑领域不再仅仅作为旁观者，而是日益深度参与到生态辩论之中。其中，逐渐受到关注的一个理念便是“再野化”，这一做法立足于通过重新引入生物多样性、移除障碍物以及重新平衡人类在景观中的存在，来恢复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尽管“再野化”通常与保护生物学相关联，但它也开辟了全新的空间与建筑想象领域 —— 这些领域对永久性、创作归属权以及使用方式等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
传统上，建筑一直被视为生态破坏的推手 —— 在湿地之上进行建设、割裂栖息地以及改变水道流向。然而，越来越多的项目和实践开始颠覆这一逻辑。它们提出疑问：倘若建筑非但不是阻碍，反而能够推动“再野化”进程，那会怎样？倘若建筑形态能够为生态再生提供支撑，助力物种回归、土壤修复或水文循环的重新同步，那又将如何？
这一转变意味着设计的目的不在于追求稳定，而在于促进变革。它重新定义了建筑的角色 —— 建筑不再是对土地的强行干预，而是成为一种框架、一种媒介，甚至是一个临时的守护者。正如 Keller Easterling 在《超国家营造》（Extrastatecraft）一书中所言，空间系统可以“调适”环境，而非“控制”环境。在为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进行设计时，这种调适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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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领域的再野化：概念、应用与实例“再野化”场地的类型学
在建筑学论述中，“再野化”不仅指恢复生物多样性或减少人类干预的生态行为，更代表一种更广泛的设计方法，该方法对控制、永久性和线性发展等主流范式发起挑战。它意味着重新配置我们的建造方式，转向适应性强、可逆且融入生态进程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再野化”的重点不在于创造新的物体，而在于协商人类的存在方式，让景观得以再生，同时允许以谨慎且临时的方式进入或栖居其中。
这一逻辑在空间上最为显著的体现之一便是野生动物通道 —— 这些桥梁式基础设施旨在重新连接破碎的生态系统。这些结构通常用于减轻道路网络、铁路及其他因人类活动而设置的障碍物所造成的破坏。例如，在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生态学家和野生动物生物学家共同协作，构建了一个由天桥和地下通道组成的网络。然而，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因其生态影响而备受赞誉，但必须认识到，它们并未解决生态系统破碎化的问题 —— 只是试图修复人类基础设施最初所造成的状况。
Scap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外海开展的“活防波堤”（Living Breakwaters）项目，探索了生态韧性与基础设施性能之间的交汇点。该项目是为应对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而开发的，通过安装一系列水下和半露出水面的防波堤，旨在减少海岸侵蚀和海浪能量，同时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些结构为牡蛎礁生长、水质过滤和鱼类栖息地提供了基质，将海岸防御转变为一个多层次的生态系统。这一干预措施并非象征性的：监测研究已记录到物种丰富度增加和沉积物稳定化。在此，建筑成为了一个动态界面，在自然过程与城市脆弱性之间发挥着调解作用。
“再野化”的语汇常常借鉴那些为新生态角色而重新构想的本土类型学。不过，我们看到的并非宏大的标志性举措，而是那些低调、往往呈碎片化的结构，它们在促进观察、融入与共存的同时，并不彰显主导地位。这些类型学虽与人们熟悉的形态相呼应，但经过重新配置，以适应新的生态协商模式。它们的目的不在于占据空间，而在于框定空间，通过最小化且往往可逆的干预措施，力求让生态过程清晰可辨，而非加以控制。
在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蒂尔皮茨博物馆（Tirpitz Museum）中，建筑手法采用的是“减法”。博物馆并非建在地表之上，而是融入其中，被精心地掏空于沙地之中，以保持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参观路径的规划精准如手术，且从远处看，建筑几乎隐匿不见。然而，这种看似轻盈的设计却引人深思：建筑“消失”到何种程度才等同于其承担了生态责任？尽管该项目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视觉影响，但在脆弱的沿海环境中，仍需进行挖掘、加固和材料干预。该项目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的隐匿性，而在于它试图重新调整建筑与场地之间的关系，从强势主导向和谐适应转变。
在 Studio Ossidiana 的作品中，这种协商姿态变得更加开放且具有参与性，该事务所的建筑语言促进了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邂逅。在 2024 年布鲁日三年展期间，安装于霍夫·布拉德林（Hof Bladelin）庭院中的“地海亭”（Earthsea Pavilion），将建筑构思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 一个由矿物质、植物、动物、有机物、真菌和细菌构成的当代奇美拉。该亭子由一个六米宽的圆柱形结构组成，采用分层材料 —— 泥土、泥炭、贝壳和树叶 —— 像地质地层一样堆叠而成。它随时间而变化，融入萌发的种子，分解成肥沃的土壤，成为鸟类、蜜蜂和行人的庇护所。与其说它是一个亭子，不如说它是一台土壤制造机 —— 一个多孔的、多物种共栖的庇护所，能够过滤水源、吸收天气变化，并通过生态演替不断生长。
这一理念与深圳建筑双年展上展出的《种子花园》（The Seeds Garden）这一环形装置作品不谋而合。该装置由压缩土壤、种子和矿物质构成，形成了一片可漫步其中的景观，且会随时间逐渐演变。花园被设计成一个不断变化的表面，模糊了建筑与生态之间的界限，既成为公众互动的空间，也为植物学想象提供了沃土。
在 NDSM 乐园（NDSM Lusthof）项目中，该工作室重新审视了历史上“乐园”（'lusthof'）这一类型 —— 一种曾专为精英阶层打造的感官花园，并将其重新构想为位于前船厂中心地带、半封闭式的多物种观测站。该项目将圆形建筑围栏与窥视孔、浇筑混凝土平台以及受奥斯曼花园启发的药用植物种植相结合。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当代城市中，谁有权使用绿地？花园又如何能成为促进公众聚集、生态实验和文化记忆的包容性基础设施？就连他们设计的“人与鸟平台”（Platform for Humans and Birds）这一悬浮式建筑元素，也展示了温和的空间装置如何能促进共享使用。这些平台既可用作花园、休憩场所，也可作为舞台 —— 模糊了各类功能界限，拒绝被单一类型定义所束缚。
这些装置究竟是在真正推动生态再生，还是仅仅在将我们的负罪感美化成艺术？我们该如何确保这类干预措施的设计初衷并非为了让我们良心安适，而是为了切实重新调整我们与土地的共处方式？挑战不在于减少建造量，而在于以批判性思维进行建造，将建筑设计得仿佛它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强加于生态系统之上的姿态。
这些项目共同在“再野化”建筑领域发出了一种声音 —— 一种保持适度存在感且向其他物种敞开怀抱的声音。它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装置究竟是在真正推动生态再生，还是在将我们的负罪感美化成一种表象？挑战不在于减少建造，而在于以批判性思维进行建造 —— 将建筑设计得仿佛它本身就是生态系统这个鲜活体系中的一部分。
从形态到过程
“再野化”建筑并非始于对形态的追求，而是始于对生态过程的认知。它更青睐工具而非标志性建筑，注重环境条件而非构图形式，并倾向于采用开放式、可逆且适应性强的干预措施。它摒弃围合空间或建造纪念性建筑的做法，转而推崇各种装置 —— 这些空间支撑物能让生态系统清晰可感，却并不试图将其固化定型。
这通常伴随着一种基于低影响建造理念的材质伦理。项目倾向于使用本地、可再生或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并采用干式连接或可拆卸系统，以便于拆解、再利用或分解。乡村工作室（Rural Studio）的作品便是这一逻辑的典范。该工作室最初围绕社会住房和教育展开设计，如今其设计理念已融入循环性原则，利用回收材料或本地可得材料进行建造，且建造方式常能让建筑就地经受风雨侵蚀并自然适应环境。
在概念层面，吉勒·克莱芒（Gilles Clément）提出的“第三景观”理念，为重新思考我们在何处建造以及如何建造提供了关键性框架。“第三景观”被描述为“人类留给景观自然演替的所有剩余空间”，包括废弃地块、道路边缘以及后工业区域的边界地带。在这些环境中进行设计，意味着要秉持谦逊的逻辑：认识到建筑或许能被生态系统所容忍，但很少是必需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克制住想要明确界定的冲动，转而设计出能够顺应已然发生之变化的方案。
这种理念在克内普庄园（Knepp Estate）得到了体现，该庄园是欧洲最知名的“再野化”项目之一。尽管并非由建筑师设计，但庄园内简朴的游客设施 —— 高架步道、堆肥厕所、木质平台 —— 展示了建筑形式如何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支持生态恢复。这些设施的设计旨在融入背景，自然降解，或随景观演变而完全移除。如此一来，它们便成为了一种不追求永恒、而是力求在不同时间尺度上保持相关性的建筑典范。
从形态设计转向过程设计，意味着建筑师的核心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建筑设计与超越建筑本体、持续发展的生态过程相契合。
生态、废弃与演替
大多数建筑都是在设计、交付与使用的框架内进行构思的，而生态恢复则遵循着更为缓慢且难以预测的节奏 —— 其衡量尺度并非以周或年计，而是以演替、衰败与重生的循环周期来衡量。在此背景下，建筑设计必须被重新构想：它不应被视为一个固定的终点，而应被视为正在进行的生态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会经历风化、变迁与废弃。
这要求我们转变对创作归属权与永恒性的思考方式。正如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所提出的，空间系统的价值不应取决于其本身是什么，而应取决于其特性 —— 即它们塑造行为、适应变化以及为新事物的诞生创造条件的能力。一条逐渐演变成栖息地的栈道，或一座被苔藓与昆虫占据的亭子，或许比始终保持不变的建筑更为成功。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其耐久性，而在于它能够有目的地自然消逝。
这一点在约翰·帕森（John Pawson）设计的“生命之屋”（Life House）中虽体现得较为隐晦，却也不难察觉。尽管该项目严格意义上并非“再野化”项目，但这座建筑以最本真的形式体现了对时间性的感知：静谧、安宁与隐退。它拒绝主导景观或定义固定用途，不仅促进了场所的再生，也重塑了人们的感知 —— 与非人类世界的时序悄然契合。
为“再野化”进行设计，需要跨越学科界限，与生态学家、水文学家、土壤科学家、原住民守护者以及当地社区展开合作。这些参与者所掌握的知识形式，往往超出了建筑学教育的范畴，但对于理解土地再生的复杂性而言却至关重要。
正如茱莉亚·沃森（Julia Watson）在《低科技：本土化激进设计》（Lo–TEK: Design by Radical Indigenism）一书中所言，传统生态知识通过适应性、周期性和因地制宜的实践，提供了与生态系统共存的久经考验的模式。这些体系借助季节韵律、人工湿地以及对领地的精神联结与自然达成和谐共处。沃森的作品倡导一种非表征性、非掠夺性的设计，而是主张协同进化的设计理念：从控制转向呵护，从追求宏伟壮丽转向构建关系型基础设施。
这种关系型立场会带来明确的空间影响。它意味着建筑实践不再以塑造形态为主，而更侧重于促进生态与社会进程。这需要制定尊重土地历史与意义的准则，尤其是在后采掘型、曾被殖民或边缘化的乡村地区。在某些情况下，这需要采用参与式制图和共同设计流程，将地方知识融入其中；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意味着承认土地归还运动的正当性或社区主导的管理模式——此时建筑师的角色不是“为……而设计”，而是助力“与……共同设计”。
学术机构也开始对这些转变作出回应。在奥斯陆建筑与设计学院，关于“减法设计”的研究探索了移除基础设施本身如何能成为一种设计行为。与此同时，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urich）的景观建筑系正在开发预测生态系统行为的工具，将植物演替、水循环和气候情景等模型融入设计初期阶段。这两种方法都促使建筑师以时间维度进行思考，而不仅仅关注形态。
这种对时间与协作的敏锐感知，与安娜·特辛（Anna Tsing）提出的“留意之道”（arts of noticing）理念不谋而合 —— 即关注那些在现实中已然发生的事物，即便是在退化或被忽视的景观之中。此时，设计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提出新的未来愿景，而更侧重于放大已然存在的潜在可能性。
后人类中心主义时代的建筑
“再野化”建筑并非一种风格化的回应，而是针对人类世生态与伦理挑战的学科性重新定位。在地球系统动荡不安、栖息地支离破碎、不可逆损失持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再野化”将设计重新诠释为一种环境责任，而非单纯的表现形式。它对现代建筑赖以建立的根基 —— 开采、控制、增长、永恒性 —— 提出了根本性质疑。
在此背景下，建筑不再被要求去表征自然，而是需参与自然的修复。这涉及为超越人类时间尺度的过程而设计，预见到生态演替、物质分解与自然回归。这要求构建能让生命随时间推移而适应、繁衍并重塑空间的框架。再野化建筑不再强调形式或创作归属权，而是倡导一种根植于呵护、非永恒性与地方性知识的实践。其关注点不在于建造实体建筑，而在于创造有利条件 —— 助力土壤再生、促进水流循环、助力物种回归。
在人类世进行建筑实践，意味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仅靠建筑本身无法解决生态崩溃问题，但它可以选择停止加剧这一问题。建筑可以与生态恢复的逻辑保持一致，将自己定位为起点而非终点，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存在。如此一来，“再野化”拓展了建筑学科的范畴：从塑造建筑物，转向塑造建筑物之外的生命存续之可能。
本文是 ArchDaily “再生设计与乡村生态” 专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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