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在卡洛斯·加西亚·巴斯克斯（Carlos García Vázquez）出版著作《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之际，我们邀请他进行了一次座谈，主题是现代城市——这个复杂而“不确定的生物”，着重讨论了定义当代城市的三种类别：大都市，特大都市和超级大都市。
从“传统空间规划引领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角度，这本书阐释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各自领域中，对城市规划、改造、开发和发展的推动作用。120年以来，城市中心已经从“吞噬人”的机器，转变为个人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堡垒；然而，关于城市的问题依然存在着——城市真的获胜了吗?
“是的，”加西亚·瓦斯克斯说，“但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周,全球城市设计倡议中心（GDCI）发布了《儿童街道设计》,为城市设计街道制定了新的全球标准.儿童街道设计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 重点关注世界各地的婴儿、儿童及其照料者作为行人、骑行者及乘客的特殊需求。
“密度”，一直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考虑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城市人口飞速增长，城市中的密度越来越大，密度的重要性也在增加。在城市规划的历史中，这个词常被相关的负面联想缠扰：过渡拥挤、贫困、安全感缺乏以及所谓“贫民窟”。埃比尼泽·霍华德在1898年提起的花园城市运动，就试图通过绿化带和反密集规划来应对城市弊病。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是在这些理想模式之上建立的最有名的城市规划之一。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却推翻了这些影响深远的城市规划概念：她指出，建筑密度大并不等于过渡拥挤；一些密度大的城市区域，如她居住过的格林威治村，比其邻近的花园城市类型社区更安全和具有吸引力；她还强调美国的“贫民窟”概念常植根在反移民和反黑人的意识形态上。在她看来，密集并无固有的坏处，关键是我们对其的处理方式。如今，我们仍在设法解决如何为日益密集的城市进行设计的问题——我们应如何使城市兼具开放性和私密性？给它自由，但在必要时进行管理？尤其是我们应如何保证城市的安全，从犯罪的角度，也从新冠时代下预防疾病的角度。
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中，人们越来越难以找到舒适的地方生活，且逝去的人们可以安详休息的地方也逐渐变得稀缺。据估计，每年都有将近5500万人死去，活着的人数则是故人的15倍。然而城市规划者和建筑开发商则更在乎与活人做交易，继而忽略了丧葬方面。因此，两个平行世界之间则越来越紧张。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如何处理和设计供生死共存的公共空间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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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一直是每座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一项。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之下，这些城市空间已经成为大面积城市和小面积社区内的基础元素。广场、空地和公园已然成为城市肌理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些空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长久以来，回收再利用一直都是可持续性设计的切入点，在微观层面上需要个人节约资源减少浪费。但在资源短缺、栖息地减少与全球气候危机影响下，日常实践已向循环再生方向转换。维持生命的需求越来越多地成为生产、吸收和再利用的一部分，使废物成为生产来源。
本文始发于Common Edge。
最近几周，我们目睹了互联网上爆炸性涌现的对“未来城市”的推测。很明显，他们要么消失——要么留存下来。办公室已死（显然的），办公大楼（尤其是高楼）也需要一场恰当的葬礼。公共空间的糟糕景观、近在眼前的公共交通崩溃、不可避免地向郊区的回归、甚至是豪华游艇的消失，由这些话题引发了各种讨论。尽管我们现在仍旧徘徊在黑暗中，并且可能会继续待一会儿，但是我们最终会看清未来。心中怀着这样的严肃想法，我找到了普利策奖获得者、建筑评论家、城市主义者Paul Goldberger，我能为此感到肯定的是，这对于我们当下的焦虑将会是一个微妙而审慎的处理方式。（注：我们的谈话发生在抗议之前，也就是回应George Floyd被杀死而在美国城市内爆发的抗议活动。）对于其中大部分观点，我们反对冲动地做出笼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不成熟的、关于我们的城市未来的预测。
译者：严天姣
建筑与城市规划中的自主管理、多方合作、民众参与等概念，在社区、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的协同合作下，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灾难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称，过去四十年来，除了其他类型的冲突和灾难，仅气候灾难的数量就已经增加一倍。受灾地区的建筑与基础设施的重建需求也同时剧增。这就要求建筑与城市重建联手进行重大合作。
城市绿色空间有着数不胜数的益处，包括控制污染、调节气温，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这些益处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居住者的生活质量。绿色空间如同其他用于运动和娱乐的城市公共区域一样，对使用它们的居住者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感有着直接影响。
在一个饱受战争和破坏的世界里，未来重建城市的新思路正在出现。新型技术为创造更好的建筑环境和更好的城市体验提供了机会。诚然，世界上有过战后重建的失败尝试，但21世纪的城市重建概念更多的是与文化、融合和可持续发展有关。
众所周知，技术是本世纪的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设计和建造方式，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改变被进一步扩大。倘若人工智能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它也可以改善一个我们已经失去环境。
大数据是指因其数量和复杂性而需要特定应用才能处理的数据。城市学、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新趋势，加之新平台和新工具的发展，催生了城市分析的新时代，为理解、评估和管理城市的演变创造了新的资源。
“在城市中玩耍”是一个旨在激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刺激、尊重和无障碍的城市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是Natalia Krysiak，她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她认为儿童的需求应该放在城市设计的中心，以确保它能够建立有弹性并且可持续的社区。2017年，她成立了 “在城市中玩耍” 的项目，项目的一部分就是对一些城市的研究。这些城市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为儿童提供了准备充足的有助于他们健康幸福成长的环境，这包括身体和情感等多个方面，这样的目标是通过关注公共空间中的游戏场所与其“积极的流动性” 来达到的。
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与我们有关吗？答案是肯定的。除了急着寻求健康治疗外，人们认为，城市也应该利用建筑和城市的战略规划来帮助控制病毒蔓延，成为控制病毒传播工具的一部分，这粉碎了我们对城市和弹性规划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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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门的世界》是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由Jim Carrey 饰演的Truman Burbank是一位24小时真人秀的明星，而这部真人秀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该剧以城市规模的电视演播室Seahaven为背景，旨在秘密记录Truman的一生，试图转移Truman对他所遇到的每个人都是演员的潜在怀疑。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知道发展新加坡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就像玩俄罗斯方块；无论多么紧凑和拥挤，对于建筑师来说，总要创造更多的空间。然而，这种“结构堆叠”的行为常常能创造出独特的建筑组合。
新加坡摄影师兼视觉艺术家马思远（Kevin Siyuan）创作的《走廊万象》，是一部由公寓走廊和HDB（建屋发展局）住宅建筑立面组成的蒙太奇短片，作为他首个摄影集的后续作品。这部影片展现了新加坡集约型建筑环境的动态设计和建筑形式。
（译者：张元曦）
城市设计作为设计的分支与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密切相关，它广泛地关注以工程-美学-功能的标准解读形式与公共空间。这一领域的多位专家致力于研究城市群体的需要，以共同的空间回应不同语境。伴随着世代更替，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断更新，公共空间也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改变，而不变的是这些场地的归属感，只有当使用者们将他们视为自己的“领地”时，它们才可以称得上成功。
美国为建筑史上标志性建筑的出现提供了大量机会，建筑大师们也在城市、乡镇、农村各处留下了印记。然而这些雄心壮志却经常由于代价高昂而付诸东流，一些精彩的设计因此没能载入史册。
New Créteil是七十年代开展的一项城市化项目。其目的是为位于巴黎东南约6公里处的Créteil市提供新的公寓楼和公共设施，包括市政厅，辖区办公楼，医院和法院等建筑。摄影师Robin Leroy在其名为“See the New Créteil”系列中记录了一个被认为超越了现代建筑传统之陈词滥调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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