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在未曾深入理解竹子之前，就对其大加赞赏。它生长迅速，承载着悠久的建筑文化历史，似乎为建筑学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生态语言。在照片中，它的优势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轻盈、自然、可再生，且天然契合更可持续的未来。然而，这种看似明晰的特质，恰恰让对其进行的精准讨论变得困难重重。一旦竹子沦为环保责任的某种符号，材料本身的真实属性反而容易被它所营造的形象所遮蔽。
这正是竹子在当代复兴中所面临的风险。人们太容易将它想象成工业材料的绿色替代品、某种地域风情的代名词，或是钢筋混凝土这种硬质建筑语言的某种柔性解药。在这些叙事中，竹子尚未被摸清底细，便已收获赞美。更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竹子在宏观意义上是否可持续，而在于它需要匹配何种建筑文化：即需要怎样的知识体系、维护机制、规范标准、劳动力投入以及时间维度，才能让这种可持续性真正落到实处。
世界各地农村的文化中心和社区中心建筑，正不断被重新发掘为一个富有实验性的领域，在这里传统与创新交织。远非重复城市化的标准化范式，这些建筑采取了与地域对话的当代表达，融合大胆的造型、可持续技术与协作式的设计实践。很多项目在当地社区的共同参与下成形，采用区域材料与文化符码，创造的不仅是容纳活动的空间，更是表达身份与归属感的场所。通过以当代语汇重新诠释本土建造知识，这些建筑既包容又激发乡村生活的新可能。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居住单元”（Unité d'Habitation）构想了一个“垂直社区”，即一座能够将住宅、商业、休闲和公共空间整合于单一建筑结构中的建筑。几乎与此同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出，用途的多样性是街道层面产生安全感、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关键。后来，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一书中，将摩天大楼描述为“垂直城市主义”的早期实验，它能够在同一屋檐下堆叠起看似不兼容的功能。在东京和香港等城市，这种愿景已发展为复杂的混合用途建筑，其中交通枢纽、零售、办公、酒店和住宅等不同用途共存并持续互动。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一直受到对“轻盈”追求的塑造。钢结构和幕墙将建筑围护结构简化为分隔内外的薄薄一层，立面则演变为光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则如同在一个抽象平面上精准切割出的开口。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建筑一直被视为实体的化身：墙体具有深度，窗户深嵌在厚重的砖石之中，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从坚实的构造中雕凿而出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在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空间逻辑。它们通过深邃的洞口、整体性的体量和厚重的围护结构，将“厚度”作为一种建筑条件重新引入设计语汇。
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建造技术的排斥，亦非对历史形式的怀旧复归。相反，它反映了人们对材料、实体与虚空之间基本关系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厚度重新引入建筑语汇，这些建筑将当代实践与悠久的传统重新联系起来——在这些传统中，空间与建造的重量及深度密不可分。
多年来，影院建筑一直在不断自我重塑。从调动多重感官的观影体验，到重新诠释过往时代美学的材料技术，电影院这一概念推动了众多废弃、破败甚至受历史保护的空间得以恢复、激活和更新。正如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雄伟电影院（Majestic Cinema）体现了其重要的社区功能一样，许多20世纪的建筑也通过适应性再利用，找到了修复并延续对社区依然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记忆与传统的契机。
建筑是什么？对一些人而言，建筑的传统角色，是将想象力、技术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起来，使建筑师能够在设计与建造之间行动，并在理念与实现手段之间取得平衡。从早期建筑中的石材和木材，到 20 世纪的钢材与混凝土，每个时代都要求建筑师不仅理解形式，也要掌握所使用材料的属性与潜力。对材料的理解始终是创作过程的重要部分，只是其范围长期受限于当时可用的知识与技术。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建筑师不再只是使用材料，而是开始主动设计材料：他们运用科学原理，尝试生物、化学与计算过程。这一演变拓展了建筑的可能性，使自然、技术与艺术产生交汇，也将建筑师的角色推向一个更具实验性、由科学驱动的维度。在这里，对材料的操控与创造不再只是实现形式或结构的手段，而成为创作行为本身的一部分。
由加州冲浪者创造的滑板运动，最初是为了在没有海浪的日子里，将冲浪的线路带到柏油路面上。但滑板很快超越了这种替代性的身份，逐渐发展出一种以不同逻辑阅读城市的方式。台阶、扶手、墙体和城市缝隙空间，都被重新理解为可能的路线、挑战与机会。随着时间推移，滑板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的城市文化，也成为一种通过身体运动栖居和改变公共空间的方式。曾经处于边缘的滑板，如今成为激活城市、建立社群、重新使用被忽视空间的推动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在同一座城市中，其实并存着许多不同的城市，取决于人们如何穿行其中，以及他们如何重新解读周围环境。
通过使用通常厚达数厘米、重达数吨的厚重钢板，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雕塑传达出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轻盈感。这种效果并非源于质量的减少，而是源于质量的组织方式：巨大的弧面倾斜，狭窄的通道挤压着身体，看似不稳定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持续的失衡感。塞拉将重量转化为一种动态的空间体验。
在建筑领域，至少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轻盈”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尽管早期的建筑传统（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与“稳固”紧密相连，大型教堂则诉诸“纪念性”，但20世纪在材料的处理方式上引入了决定性的转变，尤其是通过结构与围护结构的分离。
“首先，我要感谢建筑本身。”智利建筑师斯米连·拉迪奇（Smiljan Radić）作为第55届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在墨西哥城的获奖感言中以此开场。在反思他所谓的“分心”（distractions）时，他感谢了在其人生与实践中相伴相随的众多际遇：从艺术、城市、材料、结构和构成，到景观、诗歌、自然、形式、故事与记忆。他讲述了这些事物如何激发了他，以及它们在他的建筑想象中留下的烙印。
从昌迪加尔的黑光，到里阿尔托圣萨尔瓦多教堂的内部，再到克罗地亚布拉奇岛上的石堆；从波塞冬神庙倒塌的立柱，到散落在智利各地的荒废聚落，再到妹岛和世主持的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相逢于建筑”（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智利的巡回马戏团，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地下水宫沉静的池水——他的演讲如同一首献给瞬间、际遇和分心的赞歌。这些记忆与印象交织成一幅拼贴画，共同塑造了如今的他。
从科学角度来看，玻璃被定义为一种非晶态固体，这意味着其内部原子并未按照规则的晶体结构排列。正因如此，这种材料常被称为“被时间冻结的液体”。这一结构特性解释了它最显著的品质之一：透明性。由于没有能够散射光线的晶格，光辐射可以几乎不受干扰地穿透这种材料。尽管玻璃在视觉上往往显得脆弱，但正是这种结构使其能够具备出色的力学性能。通过钢化、夹胶和特殊涂层等工业加工工艺，玻璃可以达到极高的强度、安全性和环保性能。
作为自然资源消耗、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驱动源，建筑业对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能耗占全球的32%，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34%。建筑材料在塑造建成环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循环经济原则、可再生与自给自足的解决方案以及技术创新，对每种材料的环境性能进行分析，为审视和评估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提供了契机。
生命周期评估（LCA）为衡量和管理建筑材料的环境影响建立了一个通用框架，因而成为一种关键方法。该方法对产品、工艺或活动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从原材料开采、制造、运输，到施工、使用和寿命结束后的处理，该分析综合考量了与每个阶段相关的环境负担。在建筑材料领域，LCA 提供了一种整体且系统的方法来评估环境性能，并寻找优化设计等改进契机。由此，它量化了包括碳排放、能源消耗、水资源利用、空气污染、废弃物产生和生态系统枯竭等影响。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及其事务所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KKAA）在哥本哈根当代艺术中心（Copenhagen Contemporary）推出了特定场域装置“Earth | Tree”。该项目是与丹麦木材制造商 Dinesen 合作开发的，作为该艺术中心 CCreate 项目的一部分，于 2026 年 3 月 28 日开幕。该项目选址于一处旧工业厂房，通过木材、砖块和光线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干预。该装置由合伙人池口由纪（Yuki Ikeguchi）领衔，团队成员包括 Asger T. Taarnberg、Nicolas Guichard 和 Yasemin Shiner，这不仅标志着 KKAA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首次展览，也将其注重材料的实践融入到了展览形式中。
智利建筑师斯米连·拉迪奇·克拉克（Smiljan Radić Clarke）创作了一系列难以被简单归类的作品。他的建筑往往兼具古老与临时性，既散发着纪念碑般的宏伟存在感，又保留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脆弱感。石材、混凝土、木材、织物和玻璃纤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介于永久与转瞬即逝之间的建筑。这位202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并未追求一种稳定的形式语言，而是将建筑视为一个开放的实验场，不断测试材料的行为与结构的感知。
智利建筑师斯米连·拉迪奇·克拉克（Smiljan Radić Clarke）荣膺202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该奖项被誉为建筑领域的最高荣誉。此项大奖表彰了拉迪奇的一系列杰出作品，这些作品通过材料实验、空间感知以及对景观和文脉的细致回应来探索建筑的本质。拉迪奇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至今仍在此生活和工作，并领导着创立于1995年的斯米连·拉迪奇·克拉克建筑事务所。作为继2016年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智利建筑师，他加入了普利兹克奖显赫的历届得主名录，紧随2025年获奖的中国建筑师刘家琨、2024年的山本理显、2023年的戴卫·奇普菲尔德以及2022年的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之后。
拉迪奇的建筑运作于一个空间现象学体验先于合理解释的领域。他的建筑往往显得安静、质朴，拒绝轻易的言语阐释，从而引导到访者通过身体移动、氛围和知觉，而非形式表达去体验空间。
历史遗产修复在当代建筑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背后蕴含着广泛的研究、信念、记忆以及旨在重新定义和强化我们建造环境的种种努力。在进行改造、翻新或保护项目时，建筑师可以采用多种策略和工具，以促进既有建筑与新引入元素之间富有意义的共存。本期，我们联合三家总部位于马德里的建筑事务所——SOLAR、Pachón-Paredes 和 BA-RRO——展开了一场对话，探讨他们的创作过程和理念。我们认识到，历史建筑作为承载着其他时代材料、结构和建造技术的宝库，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独特的价值。
在层层灰泥、涂料和饰面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由管道、电线导管、横梁和其他结构元素构成的复杂网络，它们支撑着建筑物的运转与屹立，却往往不为日常所见。在这些层次之中，不同时期的痕迹不断累积：被替换的系统、临时改建的设施，以及曾经针对特定情境和紧急需求而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在适应性再利用项目中，最大的挑战往往在施工开始前就已浮现，即当缺乏可靠或几乎没有相关文档时，如何了解建筑物内部的情况。在翻新过程中，惊喜（无论是令人愉悦的还是不愉快的）总是难以避免。意外情况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但它也代表着成本、延误和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常常使投资者和专业人士对这类项目望而却步。
五声调式（pentatonic scale）仅凭五个音符，便建立起一个稳定且直观的音乐系统。在该系统中，清晰的结构使得音乐在产生变化的同时，不至于陷入过度不和谐的风险。这一稳固的结构构成了无数音乐风格（尤其是流行音乐）的基础，而蓝调（blues）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额外的音符，带来了一次决定性的转折。撇开过于繁复的专业技术不谈，这些音符属于微妙的音调偏差，是通常与忧郁旋律相联系的轻微不和谐音，被称为“蓝色音符”（blue notes）。它们在演奏中稍纵即逝，而非作为重音强调，从而在保持底层结构完整的同时，为整个系统注入了短暂的张力，增添了表现力与深度。
如果说音乐中的蓝调音阶是通过一种给底层结构“调味”的微妙偏差来起作用的，那么在建筑中也能发现类似的原理。尽管不同艺术语言之间的类比总是微妙的，但我们仍能发现，有些建筑作品的感染力并非源于彻底的断裂，而是源于在清晰系统（无论是模数、削减、材料还是类型学系统）中所引入的局部微调。局部的错位和非对称作为内部张力发挥作用，在不损害整体连贯性的前提下，展示了表现力是如何从受控的偏差（而非永久的例外）中脱颖而出的。
复合材料曾仅局限于航空航天与汽车工业领域，如今在当代建筑中正发挥着愈发核心的作用。这类材料通过将纤维与聚合物等两种或多种组分结合，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高耐久性、形态自由度以及卓越的环境性能。其融入建筑实践，标志着我们在空间设计、建造与使用方式上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