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场和市政基础设施是抵御此类袭击的第一道防线，”时任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托马斯·沃尼尔（Thomas Vonier）宣称。自“9·11”事件及大规模暴力事件发生以来的数十年间，美国乃至全球的城市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安全”含义的压力。安全究竟是指设置路障、隔离墩和实施监控？还是指建立信任、提高可见性、收集证据、增强韧性？多个项目在不同尺度上直面这些问题，展示了建筑设计与法证思维如何携手保护社区和公民生活。
住宅尺度
伦敦东南部的埃里思公园（Erith Park）曾矗立着高层混凝土塔楼，周边社会基础设施薄弱，帮派横行，毒品交易泛滥。2013 年，当地启动了一项重建计划，拆除了原有塔楼，代之以中低层住宅。重建项目恢复了传统街巷布局，混合产权住房的设计遵循了“设计防罪”（Secured by Design，简称 SBD）原则。这一精心规划的举措成效显著 —— 该区域的犯罪率较所在选区其他地区降低了约 80%。在小区范围内，未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持械犯罪、毒品相关犯罪、抢劫或个人财物盗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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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建筑取证？
埃里思公园的转型得益于围绕自然监视展开的精心设计 —— 视线通透、隐蔽小巷减少、住宅临街而立、私密/半私密空间具备防御性、照明充足、出入管控严格、门窗坚固、布局避免模糊的中间地带。在此背景下，建筑发挥了积极作用，建筑师、执法部门、开发商及社区居民携手合作，将安全理念融入邻里空间。
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的“可防卫空间理论”提出，建筑环境的布局本身能够通过营造归属感与责任感来影响社会行为，从而抑制犯罪。除了视线通透和围栏设置外，社区重建还可将美学设计与维护管理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景观花园、坚固耐用的建材以及照明良好的步道，不仅提升了环境视觉品质，更传递出空间备受呵护与珍视的信号。此时，建筑便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劝导形式，悄然遏制不良行为的发生。
城市尺度
在这一尺度下，威胁不再局限于个体犯罪，而更多涉及大规模集会、车辆袭击及恐怖活动背景下的公共安全。正如记者安妮·基托（Anne Quito）在《石英》杂志中撰文指出：“构建堡垒般的防护措施，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向恐怖屈服 —— 这会让恐惧主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此，替代方案是新一代安全设计，将防护功能与公民生活有机融合。曾几何时，那些功能单一的简易隔离墩已进化为防御性设计的象征，它们常伪装成花盆、长椅或雕塑形态。
托马斯·沃尼尔（Thomas Vonier）在 2017 年巴黎城市实验室（CityLab）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重新审视公共及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理念。他主张的并非增设更多路障，而是倡导通过照明设计、街巷布局以及不显眼的阻隔设施等巧妙且融合的方式，预先防范潜在风险。
沃尼尔的观点揭示了一种矛盾 —— 如何在不削弱舒适感与开放性的前提下确保安全？如何在设置屏障的同时避免将市民拒之门外？此外，还存在公平性问题，某些群体往往会受到过度审视。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任何安全设计，都必须在安全、包容与透明之间取得平衡。这既是关乎地缘政治的建筑议题，也是伦理层面的考量。
无论是家庭尺度还是城市尺度的干预措施，建筑都致力于提前预判风险，而非被动应对。安全并非事后补救的附加项 —— 诸如加装大门、摄像头或路障，而是作为核心逻辑，融入街道布局、建筑规划及市政基础设施之中。在伦敦，埃里思公园的街道与临街立面设计均遵循“犯罪预防设计”原则，而城市基础设施则力求在保持日常生活节奏的同时，融入警觉性设计。
尺度虽变，但原则一脉相承。自然监视、可防卫空间、清晰的公私边界、材质的坚固性以及空间通透性，共同构成了一套推广防护性建筑设计的工具集。建筑环境既可能加剧恐惧，也可能为信任搭建框架。当建筑设计与犯罪学、刑侦科学相结合时，安全的内涵便从“无犯罪发生”转变为“具备韧性应对能力”。
监视与隐私、防御性与开放性，以及谁的安全应被优先保障的政治考量，这些矛盾均在建筑与安全的交汇点上相互碰撞。防护性措施可能造成人员流离失所或引发污名化，让人误以为仅凭建筑就能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这种矛盾赋予了建筑伦理层面的使命。安全并非单纯靠建筑构筑而成 —— 它需要被构想、被践行，且不断受到质疑，这既反映了其所服务人群的价值观，也暴露了他们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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