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扩张的美国城市居民为满足工业与制造业需求，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河道被拉直、挖深、铺砌甚至掩埋，以开辟航运通道并实现区域间物资的高效运输。这些改造塑造了全新的城市景观 —— 河流被视作生产性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这种改造模式留下了深刻烙印：河岸栖息地彻底消失，水质持续恶化，区域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而沿岸社区也逐渐习惯了被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河道走廊所主宰的景象。在芝加哥、洛杉矶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地区，河流的工业化改造塑造了持久的发展模式，其影响至今仍深刻塑造着现代城市的运行方式。
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HA）在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核心区竞赛中获胜中标。钱塘湾文化区是杭州的一个重要运河沿岸改造项目，该项目以萧山区的钱塘湾中央水轴线为核心，将浙江运河沿岸的旧工业用地改造为一片连绵不断的公园、花园和公共空间。
全球城市共享同一愿景：依托修复生态系统、强化公共生活的公共基础设施，打造更健康、更绿色的城市。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是关键挑战。全球气候目标、地方建筑规范与市政标准正日益引导设计师与规划者做出更优选择，但许多城市仍难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日常街道层面的宜居体验与长期生态保护。若将城市不再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而是当作一座国家公园，又会发生什么？
国家公园通过系统性保护机制运作，将土地视为生态关系的网络，而非孤立地块的集合。它们为长期保护、维护与开放共享确立了共同基准。当这一逻辑应用于城市环境时，成功案例将激发设计师、政策制定者与居民的自豪感与共同责任感，推动各方对健康、栖息地与公共基础设施形成集体承诺。
休闲空间往往是不同代际人群交汇之处。在没有正式活动安排或特定角色分配的情况下，这些空间让人们能够自由活动、驻足停留，并共处一室，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空间互动。在日益被专业化和分隔化所塑造的建成环境中，这类共享空间已愈发少见，这使得以休闲为导向的建筑重新凸显出其重要意义。
围绕公共空间的讨论反复强调，开放性与灵活性对于支撑集体生活具有重要价值。建筑师赫尔曼·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在反思人们如何解读、栖居并改造空间时指出，建筑并非一套指令，而是一个可能性框架 —— 它邀请人们进行诠释，而非规定行为。正如他所言：“我们在建筑中应创造的，是能力、可能性——是人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处理的东西。”建筑并非试图创造互动，而是塑造促成共处的条件。
在那些已无法将“完美”奉为终极追求的城市里，乐观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放眼全球，城市环境正承受着多重压力的叠加：气候波动、空间不平等、政治分裂、公众信任缺失，以及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这些现实让理想城市的构想愈发与真实生活脱节。然而，构建更优质城市系统的希望依然长存。尽管乌托邦愿景看似是对现代世界日益复杂性的逃避，但当代城市营造面临的更大挑战，实则是直面而非回避这些复杂性。
城市更新本就充满挑战 —— 资金层面错综复杂，政治层面敏感易受关注，利益相关方众多，几乎注定会让某些人感到不满。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许多城市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愿冒险对根深蒂固的城市肌理、居住空间及其动态关系进行改造；毕竟一旦“沉睡的熊”被惊扰，意想不到的麻烦往往会接踵而至。
位于东京涩谷的宫下公园（Miyashita Kōen），正是这一困境的典型缩影。其当下形态 —— 一座集多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在商业活动与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园之间寻求平衡 —— 历经多年协商、批判与调整方得以成型。最终成果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公私合作范例，它致力于协调城市设施、日常休闲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关系，打造出一片承载公共生活、同时又能自给自足维持运营的城市新空间。
谈及现代主义居住风格时，人们或许首先会想到几个标志性的私人住宅项目 —— 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案例研究住宅（Case Study Houses），尤其是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皮埃尔·科尼格（Pierre Koenig）以及查尔斯和雷·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设计的案例，还有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玻璃住宅。这些项目大多展现了理想化的现代生活愿景，坐落于如画般的风景之中，以尝试新型建造方法、材料和空间概念为特色。其设计崇尚开放，模糊了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且在很大程度上未受高密度、高效性、无障碍性、公共交通融合或社区考量等约束条件的限制。
这些现代住宅在当代住宅设计中仍颇具影响力，也出乎意料地为高密度住宅原则奠定了基础。最初在这些私人住宅中探索的公共与私人空间互动、模块化建造和预制装配等理念，已被应用于条件截然不同的社会住宅领域。
日本大型科技企业 NTT 位于东京的全新全球总部项目已正式破土动工。该项目是 PLP 建筑事务所（PLP Architecture）设计的东京十字公园（Tokyo Cross Park）总体规划中的关键部分，也是东京都市圈内一处大规模再生开发项目，该总体规划于 2022 年首次对外公布。2025 年 12 月 5 日，这一规划方案中的首期工程（即四座规划塔楼中的一座）正式启动建设。由 PLP 建筑事务所设计、NTT 都市开发公司携手东京电力公司共同开发的 NTT 日比谷大厦，是一座高 230 米、总建筑面积达 36.1 万平方米的综合性建筑，也是占地 110 万平方米的东京十字公园愿景中的核心元素。PLP 建筑事务所不仅担任该大厦的设计建筑师，还负责整个更大范围开发项目的总体规划及场所营造策略制定。
每年都会涌现出新的理念、项目和建筑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伴随着那些塑造了数十年建筑学科的先驱人物的离世。建筑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也在逝去中不断进步。当那些阐明建筑语言和抱负的人物离世时，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已完成的作品或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他们的离去构成了一个门槛，一个建筑学科停下来思考的时刻，让我们得以审视哪些东西得以保留，哪些东西正在演变，以及哪些东西将继续指引我们。这些逝去的时刻提醒我们，建筑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建构过程，它不仅由那些塑造当下的人所承载，也由那些其远见卓识持续影响我们对城市和景观思考的人所承载。
2025 年离我们而去的建筑师与思想家们来自全球各地，但他们作品所探讨的问题却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些人从身份认同、象征意义和历史延续性角度审视城市，力求将建筑环境扎根于文化记忆之中。另一些人则通过工程精度、生态系统或激进实验来解读城市，拓展了建筑的边界，以及人们对建筑的体验方式。他们的作品所涉背景极为多元，涵盖战后英国、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中欧先锋派，以及不断演变的柏林和纽约文化机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光谱，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些光谱定义了建筑文化，并将继续塑造建筑文化，揭示了建筑与社会、科技和环境互动的多种方式。
城市正在缓缓重塑自身面貌。随着气候目标的设定、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远程工作模式对日常节奏的重塑，适宜步行的街道、便于骑行的网络以及多功能混合社区正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的重点。然而，即便这些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日益受到重视，大多数城市仍高度依赖私家车，这使得我们正在规划的城市未来与当下依然存在的出行习惯之间产生了矛盾。
这种矛盾促使建筑师和开发商重新思考城市规划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停车。多功能混合用途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住宅、工作场所和服务设施紧凑地整合在一起，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需发挥更大效用。如今，挑战已不再仅仅是车辆停放的位置问题，而是如何以一种支持高密度、宜居性和长期适应性的方式整合停车设施 —— 让城市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避免被车辆主导其形态。
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已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享有“设计之都”的美誉，建筑设计是深圳对其融合与创新精神的最直观表达。近十年来（2015～2025），深圳的城市建筑发展紧密地结合开放包容地城市性格、山海相拥的生态优势、传统文化与创新科技相融的在地精神，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属于深圳的独特魅力与强劲活力。
现代主义在摩洛哥有着悠久的历史。摩洛哥毗邻欧洲，且曾处于法国保护国统治之下，因而其建筑发展步伐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欧洲建筑发展保持同步。二战后，摩洛哥局势相对和平，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欧洲建筑师寻求新思想枢纽的地位。独立后的摩洛哥建筑师在肩负建设新国家基础设施重任的同时，也采纳了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师让-弗朗索瓦·泽瓦科（Jean-François Zevaco）出生于摩洛哥，父母为法国人，他在摩洛哥现代主义建筑的这些形成时期开展实践，发展出了自己独具表现力的现代建筑风格。
20 世纪 60 年代，当建筑电讯派（Archigram）公布他们关于充气城市和可移动巨型结构的狂热构想时，他们看似在设计建筑。然而，在这表象之下，这些先锋派人士正通过激进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组织形式替代方案来推动文化变革。在《多姆斯》（Domus）或《卡萨贝拉》（Casabella）杂志的行文间隙中，实验室悄然隐现，这些提案既是对未来文明的蓝图描绘，亦是双重意义的呈现。从 1919 年格罗皮乌斯（Gropius）的包豪斯学院，到 20 世纪 70 年代阿科桑蒂（Arcosanti）的沙漠实验，建筑一直扮演着文化预言的角色。建筑实体即为论点，图纸则是愿景。而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与 20 世纪明星建筑师们所想象的极为相似的世界 —— 模块化建筑、互联数字城市以及自动化系统。然而，当代建筑却鲜少以同样全面的自信姿态来提出文化构想。
“公共广场和市政基础设施是抵御此类袭击的第一道防线，”时任美国建筑师协会主席托马斯·沃尼尔（Thomas Vonier）宣称。自“9·11”事件及大规模暴力事件发生以来的数十年间，美国乃至全球的城市都面临着重新审视“安全”含义的压力。安全究竟是指设置路障、隔离墩和实施监控？还是指建立信任、提高可见性、收集证据、增强韧性？多个项目在不同尺度上直面这些问题，展示了建筑设计与法证思维如何携手保护社区和公民生活。
随着城市持续发展，我们目睹了越来越多精心规划、彻底执行且严格监管的方法被应用于塑造城市中心及其周边空间——这些方法带来了好坏不一的影响。随着规范、限制和准则的不断完善与收紧，城市环境变得更安全、更均衡，也更不易出现意外状况。然而，其负面影响在于，高度管控的区域可能会逐渐走向过度秩序化和过度净化，失去了往昔那种杂乱无章、逐渐累积的特质，而正是这种特质曾孕育出小巷、剩余空间以及出人意料的行动路线——这些往往诞生于法规灰色地带中社区持续即兴创作之下的环境条件。
作为回应，全球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倡议项目提出采用短期城市装置来测试城市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些作品旨在通过深思熟虑且贴合具体情境的空间实践，激发关于城市现状与城市能够为社区提供何种可能性的对话。与那些更为保守、依赖大量数据且由机构主导的项目不同，临时装置强调时效性、速度和实验性。它们保持着灵活应变的能力，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公众认知，从而使其现实意义，有时甚至包括其存在时长都能在现场得以确定。一个值得关注的范例是西班牙洛格罗尼奥（Logroño）举办的国际性节庆活动——Concéntrico，该活动被构想为一个城市创新实验室。在迎来第十届之际，这一节庆活动即将出版《Concéntrico：城市创新实验室》一书，该书对过去十年来，通过连续多届活动所塑造的城市设计实践与集体变革成果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梳理。
公共空间长久以来一直是建筑思想的核心议题，其讨论往往围绕规划、基础设施和管理规范展开。从奥斯曼改造的巴黎到当代总体规划，建筑师们一直致力于通过空间工具来界定和规范集体生活。然而，在这些框架之外，艺术家们不断提供理解与栖居公共空间的别样方式 —— 这些方式不依赖于建造或永久性，而是依托于在场、感知与参与。通过行动、物件或氛围的营造，艺术家们将城市视为摩擦与想象的场域。这些举动挑战了建筑领域的传统惯例，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公共空间，它并非一种已解决的固定形态，而是一个充满变数且开放的过程。
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奥雷·舍人事务所（Büro Ole Scheeren）公布了深圳后海混合功能园区（Houhai Hybrid Campus）的效果图，这一新型城市综合体坐落于深圳后海片区。该项目位于原深圳经济特区（SEZ）的核心战略区域，连接着城市的商业中心与海滨地带。混合功能园区效果图的发布恰逢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 45 周年，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全球创新枢纽。目前，该混合功能园区正在建设中，它将工作、居住、文化、商业、休闲、娱乐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计划于 2026 年末正式开放。
如今的建筑师活跃于多个领域：从家具设计、景观规划、城市街区打造，到电影布景、摄影作品及视频创作。他们倾向于修复与改造旧建筑，而非一味新建，同时还投身于写作、研究与出版工作。部分建筑师为电子游戏设计虚拟空间，或是对外太空与水下的栖息地展开设想探索。另有一些建筑师则通过政治参与、社会活动或社区项目，直接与社会互动。许多建筑师还涉足生物学实验，测试新型材料，甚至扮演起科学家的角色。他们正致力于打破旧有叙事体系的束缚，推动建筑行业去碳化进程，通过将个人热忱与紧迫的社会及环境挑战相结合，不断突破职业界限，拓宽专业领域。
随着建筑行业发生如此多的变革，尤其是在近年来，人们不禁要问：面对全球危机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建筑师的角色正如何演变？跨学科合作能在哪些方面拓展建筑实践的范畴与影响力？在当今世界，除了传统设计技能之外，建筑师还需掌握哪些必不可少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