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现代主义居住风格时,人们或许首先会想到几个标志性的私人住宅项目 —— 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案例研究住宅(Case Study Houses),尤其是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皮埃尔·科尼格(Pierre Koenig)以及查尔斯和雷·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设计的案例,还有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玻璃住宅。这些项目大多展现了理想化的现代生活愿景,坐落于如画般的风景之中,以尝试新型建造方法、材料和空间概念为特色。其设计崇尚开放,模糊了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且在很大程度上未受高密度、高效性、无障碍性、公共交通融合或社区考量等约束条件的限制。
MVRDV 发布了“Out of the Box”(意为“突破常规”)项目的效果图,这是一座位于台北最北端社区之一——天母区的 12025 平方米住宅塔楼。该项目是为稳升开发公司设计的,于 2019 年启动,开发过程中采用了一套标准化构件系统,这些构件根据宜居性、高效性以及社区服务可达性等标准进行数字化分布。这些构件体现在塔楼不规则的网格状外立面上,外立面采用了层叠式大理石包覆。
在国际现代主义运动不可避免的影响与阿根廷建筑传统的交汇处,阿根廷 Grupo Austral 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建筑师团体,他们提议对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性主义进行重新诠释,并使其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况。在此背景下,我们所说的国际建筑并非仅仅被引入,而是可以被视为一种“本土化”的建筑,即这种建筑深深植根于阿根廷的气候条件、生活方式和当地材料之中。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欧洲建筑是如何与当地环境相契合的?它是相似情境的产物,还是历史上一直发生的建筑形象转移的过程?它是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吗?我们能谈论本土化建筑吗?
在千禧年之际,世界被即将到来的 Y2K漏洞 的威胁所笼罩,这可能导致计算机系统的故障,从而扰乱从银行到航空业的一切。1999年12月31日午夜临近时,人们纷纷取出存款,大公司发出警告,政府则竭尽全力防止 公众恐慌。然而,随着2000年1月1日的到来,令人恐惧的漏洞并没有对现实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危机以其出现的速度迅速消退。然而,这个时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留下了印记——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在数字技术的焦虑中,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音乐厅之一,波尔图音乐厅 Casa da Música 诞生。该建筑由 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设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规模小得多的住宅项目:Y2K House。最初作为对数字恐慌期间私人生活的探索,最终演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公共建筑——从家庭住宅到 演出大厅 的建筑转变。
1993 年,一对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年轻职业夫妇开始建造一座与众不同的私人住宅。他们希望建造一座“在建筑语言更新方面被公认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筑”。他们联系了包括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内的几位建筑师,但最终决定委托荷兰建筑师本·范·贝尔克尔(Ben van Berkel)设计。因为他研究了场地并提出了一个与夫妇的生活方式相关的项目愿景。
该项目位于 Het Gooi,其设计历时 5 年多,经过多次反复,但始终回归其核心灵感: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的形状被定义为没有边界的单边表面,它是一种新建筑语言的关键,旨在将每个家庭成员的所有活动编织在一起,使功能性程序融入动态结构中。1998 年,当这栋房子竣工时,它已被广泛发表并得到国际认可。它也成为了建筑师的宣言,因为它使用了一种组织原则来指导最终的形象。
BIG 发布的一组新图片展示了即将完工的高线一号开发项目。位于纽约“建筑之街”(Architecture Row)上的这座双塔与弗兰克·盖里的 IAC 大厦、伦佐·皮亚诺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让·努维尔的切尔西努维尔大厦(“第十一大道 100 号”)以及 Thomas Heatherwick 和其他著名建筑师的未来作品共享哈德逊河的天际线。由 BIG 设计的两座公寓塔楼组成了一个中央公共庭院,通过零售和商业设施激活了公共空间。塔楼的外观和大部分内部装饰已经完成,庭院预计将于 2024 年初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