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 - 德孔波斯特拉坐落于西班牙西北部，作为历史悠久的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终点，闻名于世。这座城市的建筑特色深深植根于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历史中心，罗马式、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风格在此交相辉映。像圣地亚哥 - 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及其周边广场这样的标志性地标，体现了西班牙丰富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构成了这座永恒城市肌理的核心。
近几十年来，圣地亚哥已发展成为当代建筑探索的中心，将历史魅力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诸如艾森曼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加利西亚文化城等项目，展现了先锋设计与加利西亚自然景观之间大胆而富有深意的对话。与之相得益彰的还有阿尔瓦罗·西扎·维埃拉（Álvaro Siza Vieira）、矶崎新（Arata Isozaki）、弗朗西斯科·曼加多（Francisco Mangado）以及其他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他们在前瞻性的设计中融入了当地材料和建筑形式。这些作品共同将圣地亚哥 - 德孔波斯特拉打造成西班牙更广泛文化叙事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建筑目的地。
虽然柏林的城市历史悠久，可追溯到 13 世纪，但其建筑和城市结构却是在上世纪经历了最重大的转变，体现了德国首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20 世纪初期，柏林成为了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通过建造宏伟的建筑和雄伟的结构来展示这座城市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1920 年代和 30 年代则见证了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与 1919 年成立的包豪斯建筑学院一起影响了柏林的城市形象和空间结构。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城市遭到了严重轰炸，导致许多历史建筑被毁。待到战后时期，重建工作的重点变为基础设施和住房的重新建造。另一方面，这座城市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在此之后，柏林见证了人们对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新兴趣。大卫·奇普菲尔德 (David Chipperfield) 主导修缮的国家新博物馆 (Neues Museum) 等干预设计旨在重建历史古迹，同时不抹去其艰难过去的印记；而国会大厦翻新等其他项目则有着不同的目的。诺曼·福斯特的设计干预旨在保留这座建筑的形象，但将其象征意义从代表纳粹政权的结构转变为拥抱民主和平等理想的形态。
由 Joseph Giovannini 所著的《建筑无界》，这吸睛的书名就说明了一切：它是一次充满野心的尝试，旨在探索狂野未知的设计边界，并解读那些特立独行的建筑师们如何以及为何敢于大干一场。它也是对在一个世纪前，为建筑革新奠定基础的那些艺术家们的介绍，对描绘新思维模式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的介绍，以及关于对过去几十年来创造了出色建筑的混沌理论、参数化和软件程序的复杂性的一系列介绍。
菲利普·约翰逊策划了于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的“国际风格现代主义建筑展览”，他当时策展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国际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一个明确的定义。约翰逊与马克·威格利（现任哥伦比亚大学GSAPP名誉院长）共同在1988年于同一机构做客座策展人，在这次展览中则使用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比起收集由严格统一的设计原则下创造出的现代建筑作品，他收集了有着相似（但不相同）设计手法且有相似设计衍生结果的建筑设计师们的作品。彼得·艾森曼、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丹尼尔·里伯斯金、伯纳·屈米以及蓝天组选择参展，他们同时也代表了20世纪末至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们。[1,2]
不论是建筑设计，写还是画，著名建筑师，理论家和教育家彼得·艾森曼(生于1932年8月11日)的作品都有着解构主义的特点，并对标志、符号和将创造意义放在首要地位的过程有着兴趣。正因如此，埃森曼一直是近几十年来的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然而有时他也是建筑界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一些其他建筑师所投身的更务实的问题表现得不感兴趣。
如果让我们来定义“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尽管它不是字典中的单词），它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对构造结构的分解或拆除，无论是出于结构原因还是仅仅是一种反叛行为。
许多人误解了解构主义。其实，解构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也不是一种反建筑或社会的先锋运动。 它既不遵循“规则”，也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的美学，又不是反对社会困境的反叛。 它是释放形式和体量的无限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