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hul Mehrotra 是一个主要在波士顿和孟买进行实践的建筑师，他一直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教学，现在担任城市规划与设计系主任和城市设计建筑硕士学位课程的主任。Mehrotra 出生于 1959 年，在勒克瑙（Lucknow）长大，一个印度北部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他的父亲是一家大型机床公司的经理。随着父亲晋升，一家人也频繁搬家，这也导致他公司所属的住所不断发生变化。除了在勒克瑙（Lucknow）和德里（Delhi）呆了几年外，他们还在孟买的其他社区住过。
Mehrotra 曾就读于艾哈迈达巴德建筑学院（CEPT），1987 年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毕业。在波士顿和孟买结束了学徒工作后，他于 1990 年，也正是印度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前一年，在孟买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 RMA。这位建筑师和教育家将印度这个新时期的建筑定义为“急躁的资本景象”。他作为 20 世纪印度建筑关键的过渡人物脱颖而出——成为了尼赫鲁时期的建筑师和那些在印度经济自由化后职业生涯才开始的人之间的关键纽带。
Mehrotra 在其《1990 年以来的印度建筑》（Hatje Cantz，2011 年）一书中定义了当今印度的四种实践模式：全球实践、区域现代主义、非传统类实践和反现代主义。然而，当我让 Mehrotra 定义他自己的关注点时，他解释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跨越所有这些界限。我认为这些实践模式都能同时成立，而且我们必须具备能够在所有这些模式下工作的能力。”
该建筑师四个已落地的作品都收录在了Kenneth Frampton 最新第五版《现代建筑》（比任何其他印度建筑师都多）：《批判历史》（Thames & Hudson；2020 年）一册中收录的：图尔贾普尔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乡村校园（2004 年）、斋浦尔的Hathigaon（2010 年）、海得拉巴的 KMC公司办公室（2012 年），以及艾哈迈达巴德 CEPT 的 Lilavati Lalbhai 图书馆（2017年）。以下横跨纽约和波士顿两地、对 Rahul Mehrotra 精简的 Zoom 采访中，我们讨论了他在教育里程上一些值得令人关注的地方：在孟买 Charles Correa 办公室的工作经历、印度发展的里程碑、在营利性和自营利性的公益项目上保持平衡、如何削弱倾向于将人与人之间分隔开的建筑界限、如何避免为即时需求制定永久型方案、区域主义的相关性，以及 Mehrotra 在一部关于年轻建筑师幻想破灭的电影中所扮演的学生角色。
VB：你曾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建筑学院（CEPT）学习过建筑。感觉那段经历怎样？
RM：那段时间太漫长了。[笑]。从 1976 年到 1985 年，我花了九年时间。我想我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克服了许多变化无常的人和事。在 CEPT 学习三年后，我工作了一年，这是通过我叔叔的关系获得的工作，前半年在艾哈迈达巴德，剩下半年在瑞士。我叔叔是日内瓦的国际事务教授，多亏了他，我才能在日内瓦湖 Vevey 附近的 Châtel-Saint-Denis 工作，Le Corbusier 在那里为他的父母建造了他著名的 Villa Le Lac。我那时的上司刚刚为一对年轻夫妇建了一栋房子；他协商成了一项协议，可以让我和这对夫妇住在一起——他用支付我的工资抵消了这个房费！所以当时那个建筑师雇佣我，可以说是非常经济实惠的。我那时不会说法语，那对夫妇又不会说英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彼此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经历教会了我们如何变得更加细心和善解人意。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开始环游欧洲。这些旅程也对我受益匪浅，例如探索阿尔瓦·阿尔托、勒·柯布西耶、意大利城镇等。即使在我回来之后，我也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 CEPT 的学业，因为我还做了许多其他的附带项目，例如参加浦那电影学院的朋友导演的电影。我在一部关于一位年轻建筑师幻想破灭的电影中扮演了主角。[笑]。
VB：你一从艾哈迈达巴德建筑学院毕业，就直接去了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就感觉你好像在执行任务一样。
RM：没错。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不得不说，我在 GSD 的经历非常自由。在印度，我学会了如何深入解读定居点和城市，因为我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教育相当扎实，但它偏向于设计方向，在理论上较为薄弱。GSD 更关心研究方面，并试图更好地了解一个地方并将其反映在建筑上。我的论文是关于孟买及其历史的。当然，那是 Kenneth Frampton、Alexander Tzonis 和 Liane Lefaivre 等人开始讨论和推广批判性区域主义的时候。就在毕业的那会儿，我和 William Curtis 一起上了一门简短的课程，他讲述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区域主义的理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 1987 年毕业，然后在美国呆了九个月，在 Stull and Lee 工作，这个公司是由波士顿的非裔美国建筑师 David Lee 经营，主要从事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社区项目。与少数群体社区接触以及参加社区会议和演讲的经历，教会了我许多不仅是通过建筑来了解建筑环境的方法。GSD 的经历和与 David Lee 的合作给我带来了双重影响——我觉得有必要通过自我批评和观察人们建造建筑环境或设计来不断反思你正在做的事情。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我如今的做法。
VB：你 1988 年回到孟买，1990 年有了自己的事务所，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
RM：回来后，我在查尔斯·科雷亚（Charles Correa）的办公室当了两年多的学徒，在那里，除其他项目外，我还为印度常驻曼哈顿联合国代表团、斋浦尔博物馆和天体物理学研究所工作。那一次经历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首先，他的办公室非常专业，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组织得非常好，他们一丝不苟地记录了建筑过程的每一步。他深受勒·柯布西耶的空间想象力的影响，总体而言，他以体积划分建筑。他有同时被主题思想驱动和通过空间想象来感知体验的能力；这与 Kahn 不同， Kahn 在我还是 CEPT 的学生时就更加出名，特别是因为他会通过几何技巧来组织空间，使空间为其服务。然后挤压它们，以实现不朽和令人惊叹的纯体积时刻，这些时刻随着光线落下的方式被戏剧化，使建筑表面和体块栩栩如生！因此，在查尔斯·科雷亚（Charles Correa）的事务所，我接触到了与我在艾哈迈达巴德的经验截然不同的建筑设计方式。我还受到 Corra 非常广泛兴趣的影响，例如在低成本住房和公共机构建筑的方面，以及一种建筑类型如何影响另一种建筑类型。总的来说，他的批判性思维确实令人惊叹。
VB：你能列举一些印度发展中的里程碑，并详细说明你如何看待它们吗？
RM：简而言之，这是关于新印度的故事：1947 年是我们独立、极度乐观的一年，勒·柯布西耶建设了一个新国家，路易斯·卡恩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带来了他的愿景，一个勇敢的新印度正按着尼赫鲁的想象建设，然后在 70 年代，我们在迪拉·甘地强加的紧急状态下敲响了非常急躁的警钟。显然，在印度新政权成立的三十年后，这个国家仍未消除种姓制度、不平等、贫困和不公正。这不是我们想要为之奋斗的现代国家。随之而来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新的解决方案变成了自由市场。因此，我们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并渴望西方社会所展现的生活方式。许多事情都混成了一团。
尼赫鲁和其他早期国家领导人的关键思想是——在参与建立实际的基础设施之前，让我们先提出社会解决方案或关注社会基础设施。因此，重点是建设社会公共机构以创造社会公平，例如为穷人和未被充分代表的人提供机会和教育。但我们忽视了建设有形基础设施等问题。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都没有人谈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当然，中国的方向正好相反——它把社会决议留到晚些时候，首先跳转到建设基础设施。因此，虽然他们现在的挑战是解决社会基础设施问题，但我们的噩梦是解决有形基础设施的问题。
VB：您的实践以自创项目而闻名。有什么例子吗？
RM：它们的范围从建筑物到提案——有时不是直接涉及工件本身。例如，我组织了一个名为《建筑状况》的展览，它不是由孟买国家现代艺术画廊委托制作的，已经发展了几年，我们也一直在为它寻找各种展览机会。我的许多书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完成的，我称它们为宣传工具。它们有助于更广泛地激发公众去支持其他社会进程。您需要开发内容并找到出版商，甚至还需要自行发布。然后是城市提案，例如确立保护相关的法案。一旦提案到位，我们就可以开始组织公民团体来创建保护区，并组织庆典来筹集资金。然后，我们就要选聘来修复这些建筑和完成这些工作的建筑师。在里面很多项目中，我都作为一名客户在选拔小组中任职。
另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项目，完全自创的。该项目分析了孟买的威尔士亲王博物馆的宣传情况。我们与他们分享了我们的想法，仅仅五年后，博物馆就回复我们，说董事会筹集了资金，我们提出的一些想法可以向前推进建设。还有许多其他类似这种情况的项目。我本着交叉补贴的精神经营我的实践工作，其中一些事情在财务上交叉补贴了其他的倡议或别的事物。换句话说，如果我为比较有钱的客户做公司项目或者房子，那么这些项目可以支持着我完成更多公共项目的兴趣。因此，与其每个项目都以利润作为核心，我更像确保我的工作室是可持续的，并保证其中的一些利润可以用于支持对我来说感兴趣或者十分重要但需要内部额外补贴的项目。
VB：当你谈论你的项目时，你会使用渐进主义、混合杂交、软边界、消除成见的观念、可逆性以及新旧之间的批判性对话等词。您还会使用哪些其他词语或短句来描述您的作品或您想要实现的建筑类型？
RM：在这些术语中，我对所谓的“软边界”特别敏感。我们需要注意，建筑物将人分了开来。因此，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我们如何弱化将人分开的界限？我称它们为隐私梯度变化。正如其名，这些过渡不会突然从公共过渡到私人，而是通过梯度层层散开。英国平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阳台是一个半公共区域。每当有人来向英国业主出售地毯时，交易都会在阳台上进行，而不是在房子里的客厅里进行。但如果来的是一名警官，他们就会去客厅。因此，作为设计师，注意这些细微差别能够让您在必要时巧妙地解决并消除它们。基本上，你越清楚地理解一个环境背景，就越有能力去高效仔细地介入其中。渐进主义是指将项目分阶段或说逐步增量——如果我们还暂时做不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至少开始在时间维度去想象空间。同样的，我们的需求也可以以增量来想象，空间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要为临时需求制定永久解决方案？
VB：让我们来谈谈你的设计过程。你从哪里获得灵感？如何开始一个项目？
RM：我开始得很慢。我们从不遵循第一张草图，因为我们的项目一直在不断发展。我也从没做过那些个神奇的草图。我需要先看看周围的环境，有时这意味着要开车离开场地 25 英里去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流程更多的是口头的、粗略的和不断进化的。我会为设计过程注入许多问题。这与从草图开始的流程正好相反，因为一旦你有了草图，项目就会变成被图像所驱动。但看看我们的项目，它们都非常与众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一致性，例如，在如何组织内部空间和门窗开口的方面。但是，在形式和原料上，它们都非常不同。我们总是尝试去尽力超越语用，并且希望我们的项目能保持足够地开放，以便在它们被改进时，思维能足够丰富。整个设计过程非常直观。
VB：早期现代主义与区域主义不太相关。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区域主义的痴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你能谈谈吗？你认为什么构成了印度近代建筑的身份认同？
RM：当然，对区域主义的关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发生，但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Habib Rehman、Achyut Kanvinde、Raj Rewal、Doshi、Correa 和许多其他建筑师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批判性区域主义的迹象。到 90 年代，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持这些观念和态度的人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谈及到底是什么构成我们的身份，我想说，一般来讲，作为建筑师，我们不去发现我们的身份，而是去构建它。身份每天都在被构建。因此，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印度才会认同甘地——自由运动、简朴节约和非暴力。印度人的身份就是在这些术语之中被构建和感知的。再后来，尼赫鲁建立了我们成为现代国家的身份，用建筑来实现这个身份。我们都相信这些价值观。因此，第一代印度建筑师正在构建泛印度身份。但我想说，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不完整的项目。它正在建设中，而且将一直如此。
VB：现在印度年轻建筑师的一些共同特征是什么？
RM：我所看到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使用参数化的设计工具来实现复杂几何形状的形式和曲面。现在很多人非常痴迷于建筑错综复杂的触感。另一个痴迷是，从 21 世纪初开始，印度已经变得非常以地区为导向。逐渐在搜索区域身份。对当地生活方式和当地社区的需求有许多的响应。人们为他们的区域特征感到自豪，例如宗教传统、食物、仪式等。这些现实使建筑师可以恰到好处地回应这些兴趣。印度人对这些差异越来越有信心！
译者：思卓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