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 标题为 “ Enduring Principles of Art That Also Apply to Architecture.”。
显而易见，建筑师、学者、评论家以至公众对建筑风格的价值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了。即使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现代与传统风格哪个类型更流行也一直在进行一场经久不衰的战斗。不管怎样，当代建筑其实一直是大多数学校和出版物的默认焦点。也许是因为它提供了视觉娱乐价值，以及品牌和广告等副产品所带来的好处。
我想提出一个特别的论点：讨论艺术的某些永恒性的准则，而不是任何暂时的风格。记住它们是“暂时的”这一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建筑目标。这种假设意味着，在风格上，你应当是不可知论者，并且抛开任何与你的建筑偏好相关的正确或错误的意识形态立场观念。当然，也有些人会说，我完全可以径直想象“我的艺术”比你的好，甚至我可以首先定义真正的艺术，但是我认为这都是没用的。
是的，我不这么认为。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原标题“ A Seattleite Reflects on the City in the Age of Amazon ”。
起初，这里只是矗立了一两架起重机，进行着韦斯特莱克地区小范围的城市更新，民间传言说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西雅图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在这附近清理空间，想要投资建造一个巨大的有自行车道的公园。我想这可能很好，其后一段时间也都没有关注它。
但是期待中的公园并没有被建立。当有一天我去到工作地点楼下一家新的 Whole Foods 超市的时候，才发现韦斯特莱克附近已经悄然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活圈。消费不菲的墨西哥连锁餐厅，价标昂贵的意大利饭馆和一家同样不够亲民的泰国饭店林立周边，还有一些特意为上班族提供消费的酒吧也在此开张。同时，我还注意到一群人，他们都是白人或者印第安人，所有人都戴着吊牌。这些人开始在街上频频出现，每天中午从他们的小隔间里走出，一起吃饭，热情洋溢地互相交谈，对街道上的其他人视若无睹。
这篇文章最初是由 Common Edge 出版的，题为“非洲对残疾人的不宣而战”（"Africa’s Undeclared War on the Disabled."）
最近，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参与了一个名为“非洲自主城市化的实践与政治”的研讨会，与我一起参会的有来自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多学科学者和研究人员。马拉维理工大学教授Jonathan Makuwira发表了一篇关于“马拉维的残疾人与城市化”的论文，这篇文章以马拉维这个城市作为案例研究，强调了非洲大陆残疾人口面临的诸多挑战。
这个讲座再次肯定了我对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严重忽视了残疾人这一现象的看法。这是我2016年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GSD）的理查德·罗杰斯奖学金项目的理论基础，我曾建议用奖学金来为阿布贾的公共空间设计一个规范的无障碍规范设计蓝图。
本文原发表于《共边》(Common Edge)，题为：《美国建筑师学会放弃后现代主义了吗？》(Did the AIA Take a Pass on Postmodernism?)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建筑。所谓“风格”也不过是传统或者现代的简单分类。大众的住宅建筑总是被建筑师归于不值一提的“俗气”。美国建筑史学会所重视的建筑行业的品牌效应、一个建筑所包含的全部心血、以及建筑在文化中所体现的意义，都通过美国建筑师学会当地分会奖或国家奖项等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重视。
在美国建筑师学会颁发的所有奖项及其专业领域中，没有其他哪个奖项像“二十五年奖”一样，可以对建筑赋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评价。这个奖项已经设立并颁发长达56年。然而今年，尽管学会要求评委选择一项有潜力的建筑项目，评审团却仍然决定不颁发奖项给任何25到35年内的建筑。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 Common Edge上，题为“盖尔学院的美好城市空间创作工具包（T he Gehl Institute’sToolkit for the Creation of Great Urban Spaces）”。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城市居民”规划师。如果我们再要设定一个与此相关的授权规划师（credentialed planners）的范畴，那么伟大的丹麦都市主义者扬·盖尔（Jan Gehl）大概会出现在那张名单的顶端；受到雅各布斯的启发，这位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公共空间。他帮助他的故乡哥本哈根成为了一个步行都市主义的典范，并为全世界的城市提供咨询建议。
两年半以前他的公司 Gehl 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盖尔学院（Gehl Institute），致力于公众参与，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创造，将此作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平等的工具。最近学院出版了一套他们描述为“以免费的、 可下载的工作表为形式的，测量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工具”。工具包的形式非常漂亮。上周我（Martin C Pedersen）与盖尔学院的执行总监 Shin-peiTsay 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关于工具包本身以及她的团队从中期待的收获。
该文章原发布于Common Edge，题为 "A Top Building Researcher Asks: Why is Architecture Afraid of Science?"
近期我们编写了大量关于建筑研究现状的文章。共识呈现为这些研究在严谨性上的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建立在一片良好的科学土壤之上。Steven J Orfield 对建筑研究有一些强烈的看法。三十年来，他在自己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 Orfield 实验室里从事建筑研究，服务于各大建筑设计事务所以及福润500强公司。就在上周末，我与他谈了谈为何建筑师会害怕科学，他将如何将它引入学校，以及他在通用设计领域的工作。
文章原题为《重读简·雅各布斯后的十点思考》(10 Lessons Learned by Rereading Jane Jacobs)，刊登于Common Edge。
上周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已经翻烂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看的这本书，但应该是二十多年前，当时我的工作还与城市规划相关。于是我决定重读这本颠覆了规划行业的经典之作，以表达对简·雅各布斯一百周年诞辰迟来的致敬。以下这位美国城市规划教母带来的十点思考：
这篇文章最初在Common Edge上发表，原题《我们可（不可）以学哥本哈根》(What We Can (and Can’t) Learn from Copenhagen.)。
我最近在哥本哈根待了牛逼闪闪的四天，走的时候心中满满的羡慕嫉妒恨。我不停地在想：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版本的美国波特兰，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照这样建城市？这个终极问题困扰着每一个我这样的城市主义粉，尤其是漫步在以行人友善而闻名的哥本哈根街道，身边时不时窜过一群欢乐地骑着自行车的金发碧眼身材完美的丹麦人的时候。
哥本哈根是地球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经常被封“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区。 （虽然我的一个丹麦亲戚警告我说“在你这么说之前，先在1月份花几个礼拜待这里试试。”）但是这看起来轻而易举的文明程度和哥本哈根的惊人优雅并不是因为这个地区或者某个事件的巧合。这是一个超越城市设计的共同信念的产物，这个城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验室，几乎汇集了城市规划领域的所有的最佳案例。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Common Edge as "How Photography Profoundly Reshaped Our Ideas About Cities."
早在19世纪初，一个发明改变了几代城市的形式及功能。
就像所有的新技术一样，刚开始时它还非常的原始昂贵，且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它促使人们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更多的想象力，使这一技术快速地发展，最终达到了大众化的可及性。很快，它就开始瞄准公共领域，最终的结果非常的间接且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却非常的深刻。
它重组了街道，影响了建筑物的高度，改变了步行交通，重塑了建筑物与街道之间的联系，也改变了人们对于自己城市的态度，将城市变得更加抽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打破了城市居民间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其影响力达到最大，这个技术发明直到今天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仍然普遍盛行。
所有这一切，仅是按下一个按钮这一瞬间。
本文转自 Common Edge，原标题 “ Building Madness: How the Boom and Bust Mentality Distorts Architecture ”.
建筑师处在经济的两极。对我们而言，一个时代不是最好，就是最坏。而且，处于极端情况的不仅只是建筑师。整个建筑行业正被调试以便适应这些极端情况，但惟有建筑师会因经济繁荣获得心理安慰，因经济衰退饱受精神摧残。所有行业都有对其它事物的依赖性，比如医药需要保险，法律需要司法体系，但只有建筑行业存在一种更严峻的依赖关系：没有资金，就没有建筑。
承包商倾向于以纯粹的交易方式应对市场变动。对他们而言，经济繁荣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人手和预算，以及随之而来的业务扩张。对建筑师来说，繁荣意味着生活的保障。每一位建筑师都想有所作为，大部分建筑师都对建筑有精神诉求，如同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曾说:“建筑是我的热情所在，是我的乐趣来源，年纪越大，我越能享受这种乐趣，原因在于，我认为建筑师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品质。”然而，这种诉求，只有建筑建成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