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现代主义居住风格时，人们或许首先会想到几个标志性的私人住宅项目 —— 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案例研究住宅（Case Study Houses），尤其是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皮埃尔·科尼格（Pierre Koenig）以及查尔斯和雷·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设计的案例，还有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玻璃住宅。这些项目大多展现了理想化的现代生活愿景，坐落于如画般的风景之中，以尝试新型建造方法、材料和空间概念为特色。其设计崇尚开放，模糊了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且在很大程度上未受高密度、高效性、无障碍性、公共交通融合或社区考量等约束条件的限制。
这些现代住宅在当代住宅设计中仍颇具影响力，也出乎意料地为高密度住宅原则奠定了基础。最初在这些私人住宅中探索的公共与私人空间互动、模块化建造和预制装配等理念，已被应用于条件截然不同的社会住宅领域。
Generative AI (Gemini / Google DeepMind). Concept: Eduardo Souza / ArchDaily
“预制”曾一度是单调乏味的代名词，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战后时期那些灰暗、千篇一律的住宅楼。但如今，这一形象已与现实不符。在数字设计、机器人技术和先进材料的推动下，预制建造已演变成一种创新与精准的语言。它远非千篇一律，而是能够打造出灵活、高效且可持续的空间，彰显当代建筑的独特个性。
文化外交是指运用文化表达与创意交流来增进各国间的理解并构建国家间关系。在此背景下，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独特的角色。除了其功能性和美学层面的意义，建筑还作为一种沟通媒介，是各国在全球舞台上表达自身身份认同、价值观与抱负的一种语言。
建筑作为一种软实力形式发挥作用 —— 它具有说服力而非强制性 —— 使各国能够通过物质实体展现自身影响力。从战后时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大使馆，到世界博览会上的宏伟展馆，各国政府和机构都已认识到，建筑环境具有塑造人们认知的潜力。通过委托知名建筑师进行设计，并采用特定的设计语言，各国利用建筑来彰显自身的现代性、传统性、创新性或稳定性。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作为一场革命性运动应运而生，它摒弃了历史风格，将功能性、创新性和理性置于首位。基于工业进步的承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建筑师倡导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造方法，力求创造一种普适的建筑语言。他们的作品引入了激进的理念：开放式平面布局、为引入自然光而设置的大面积玻璃幕墙，以及将建筑抬升的“独立支柱”（pilotis），这些都象征着一个新的建筑时代的到来。然而，尽管现代主义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理念，但其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却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
尽管现代主义建筑师试图通过经济适用房和高效设计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但他们对混凝土和钢材等高能耗材料的依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境后果。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往往忽视了当地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了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所蕴含的功能性与适应性原则，为我们如今所认可的可持续实践奠定了基础。从勒·柯布西耶的屋顶花园，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自然的融合设计，环保设计理念的种子无疑已然存在，尽管在当时的实践中尚显局限。
建筑往往由其实体形态、材料和结构元素所界定，但真正塑造空间体验的却是光影。这些要素影响着人们的感知，引导着人们的动线，并激发情感共鸣，将静态的建筑结构转化为充满活力的动态环境。纵观历史，建筑师们一直巧妙运用光影的相互作用，将其作为创造氛围与赋予意义的基本设计工具。
在建筑领域，可持续性常被视为一个普遍性的挑战，这导致人们倾向于采用标准化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往往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具体环境。然而，建筑本质上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相连——建筑以需要特定性的方式与气候、地形和文化历史相互作用。那么，建筑如何能够摒弃标准化的可持续性检查清单，转而采纳场地特定的解决方案呢？这一讨论与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概念紧密相关，这一概念也被那些主张设计应与周围环境产生共鸣的建筑师所接受。它表明，建筑不应强加于场地之上，而应源自场地，受其材料、气候和文化意义的影响。这一理念对广泛应用通用可持续性技术提出了挑战，而是提出可持续性必须与其所在地点内在相连。
谢菲尔德的大型社会住宅综合区帕克山（Park Hill）是战后英国最具野心的现代主义建筑之一。该建筑由杰克·林恩（Jack Lynn）和艾弗·史密斯（Ivor Smith）于1961年设计，其创新的“空中街道”理念旨在将高密度住宅与传统街区的社区精神相结合。到20世纪末，该综合区已严重失修，社会问题频发，建筑结构退化，既影响了其功能，也损害了其声誉。渐渐地，帕克山成了现代主义失败的代名词，背负着沉重的社会污名，使其居民被边缘化。从21世纪初开始，人们开始付出巨大努力，通过两阶段的复兴过程来扭转这一局面。第一阶段由 Urban Splash 与 Hawkins\Brown 建筑事务所和埃格雷特西工作室（Studio Egret West）合作领导，重点是保护和增强建筑的历史元素，同时引入现代干预措施，创造出宜居、实用且吸引人的空间。这一阶段展示了适应性再利用在复兴社区和重塑建筑地标方面的潜力。翻新工程的第二阶段由米哈伊尔·里奇斯（Mikhail Riches）公司负责，旨在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引入新元素，加深现有空间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米哈伊尔·里奇斯公司采用了一种将历史敏感性与建筑创新相结合的方法，继续将帕克山转变为一个标志性范例，展示了现代主义建筑如何在不失去原有身份的情况下适应当前需求。
裸露的混凝土外墙得到了精心修复，节能窗户取代了陈旧的窗框，而充满活力的铝板则为外观增添了生气。公寓内部布局重新设计，以符合现代标准，采用开放式格局，同时，庭院和社区中心等共享空间也得到了翻新，以鼓励社交互动。包括绿色屋顶和改进隔热在内的可持续措施，在保持项目标志性粗野主义风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环境足迹。该开发项目打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综合用途社区，集住宅单元、办公室、零售空间和文化场所于一体。该项目展示了现代主义设计适应性再利用的潜力，同时应对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规划、材料和施工解决方案方面。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米兰今天主要被认为是一个时尚和经济中心，令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神往。它是意大利人口第二多的城市，并主办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时尚和设计相关活动。米兰还拥有著名的教育机构，其中许多机构以遗产和保护主义专业而闻名。
与后者相关的，是这个城市最知名的旅游景点哥特式的米兰大教堂、圣玛丽亚感恩教堂或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以及其他古典和巴洛克风格的景点。事实上，正是这种工艺精美且常具有装饰性的遗产与现代和当代纪念物的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影响深远的书籍《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说过，“新的想法必须依靠旧的建筑才能存在，”她认为对建筑存量的重复利用可以推动积极变化，打造多元化的城市环境。我们对新建筑的可持续性要求愈发紧迫，在现存结构中注入新的活动已逐渐成为当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城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复兴后工业时代城市、抑制城市无序发展，还是重塑萎缩城市脉络，适应性再利用都是一项具有价值的策略。
由密斯•凡德罗设计的新国家美术馆，在历经大卫•奇普菲尔德的大幅翻新后，再度对大众开放。在密斯·凡德罗故居项目拍摄的一段视频中，奇普菲尔德分享了他对密斯凡德罗设计语言的想法，同时也谈论了新国家美术馆的质量和纪念性建筑在未来扮演的角色。新国家美术馆Mies Goes Future电影和展览项目将会收录该段采访，同时也会邀请艺术家、建筑师和历史学家探索这位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作品，并从中获取当代建筑的实践灵感。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1886年3月27日 – 1969年8月17日)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他凭借这个时代最持久的建筑风格：现代主义而闻名。密斯出生于德国，亚琛，他的职业生涯由著名的彼得·贝伦斯工作室开始，在这里，密斯与另两名现代主义的泰斗：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和 勒·柯布西耶共事。近一个世纪间，密斯的极简风格大受欢迎，他的著名格言“少即是多”仍广受流传，甚至有不认识他的人也在使用这句话。
建筑界与设计界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无数次运动，它们深刻影响了我们如今理解和诠释建筑，艺术和其他媒介的方式。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和新技术的发展，在过去的100年中，出现了特别显着的设计变更和新兴的意识形态。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今处在设计发展的什么阶段，我们如何认识它的特点？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我，我们又将如何回顾当前的设计发展，疫情又是否会加速创新，将我们带入下一个设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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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评论家、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之一 Ada Louise Huxtable 曾把他描述为“一个碰巧是建筑师的诗人”。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 1931年5月3日- 1997年9月4日) 以他的绘画、城市理论和1990年获得普利兹克奖而闻名。罗西还在1985年和1986年执导了《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只有两个人曾担任过两届双年展的总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面临大规模的住房危机。在米兰，人们进行一系列应对住房危机的规划，为意大利北方城市规划了能够容纳50,000至130,000人的卫星社区。这类社区的建设于1946年破土，也就是危机出现的第二年。1956年，十年过去了，随着一个全新城市总规划 Il Piano Regolatore Generale 的施行，为第二阶段的建设，又称“加拉拉特西公寓”，创造了条件。新社区的场地被一分为二，后半部分隶属于 Monte Amiata Società Mineraria per Azioni。在1967年年底，由于先前的规划给了加拉拉特西第二期的私资开发机会，该项目就委托至建筑事务所 Studio Ayde，即其合伙人卡尔罗·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身上。两个月后，艾莫尼诺就邀请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一同为该社区设计一栋住宅建筑。这两名意大利人致力于实现各自对理想微观社区的设想。[1]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古希腊神庙、城堡内部与宫殿。经典的巴塞罗那展馆……当我们走进建筑与雕塑史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大理石。这种家喻户晓的物质是石灰岩在上千年的高压与高温中经过化学反应的产物。这种变质岩通常在火山运动的地区能找到，而它的提取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文字描述由建筑师提供（译者: 朱瑞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民对住房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法国马赛的马赛公寓是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第一个大型项目。1947年，欧洲仍深受二战的影响，柯布西耶在这个时候接到了该项目，为遭到炸弹袭击后流离失所的马赛人民设计多户住房。
（译者：孙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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