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菲利普·约翰逊策划了于1932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展出的“国际风格现代主义建筑展览”，他当时策展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国际风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一个明确的定义。约翰逊与马克·威格利（现任哥伦比亚大学GSAPP名誉院长）共同在1988年于同一机构做客座策展人，在这次展览中则使用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比起收集由严格统一的设计原则下创造出的现代建筑作品，他收集了有着相似（但不相同）设计手法且有相似设计衍生结果的建筑设计师们的作品。彼得·艾森曼、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斯、丹尼尔·里伯斯金、伯纳·屈米以及蓝天组选择参展，他们同时也代表了20世纪末至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们。[1,2]

+ 1

这是一栋坐落在威尼斯大运河北岸的大宅，华丽的大理石雕刻外墙反映了其昔日的辉煌。被称为黄金之家（Ca D’Oro）的Palazzo SantaSofia，是晚期威尼斯哥特式建筑最著名的典范之一，它将现有的哥特式、摩尔式和拜占庭式建筑结合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象征着威尼斯共和国是国际商业帝国。这座宫殿最初建造是作为威尼斯富商和政治家Marin Contarini的大宅，其后又经历了多位主人和翻新，最终成为中世纪绘画和雕塑的博物馆[1]。

+ 5

1919年，德国仍处于一战失败带来的动荡之中，君主制的废除也加剧了这种动荡。位于德国魏玛的美术学院和应用艺术学院合并，成为第一所包豪斯。学校成立的目的在于消除艺术家与工匠之间的隔阂与脱离，并结合两种职业的才能，以达成他们认为已消失在隔阂中的统一的建筑感。包豪斯的学生放弃了欧洲传统学校制定的设计标准的框架，并尝试使用天然材料，抽象形式以及依靠自己的直觉。尽管这所学校的作品最初定义为表现主义，但到1922年，它已发展为与新兴的国际风格更为契合的形式。[1]

+ 9

作为1421年至1912年中华帝国的心脏，紫禁城代表着中国皇帝五百多年的神圣权威。这座宫殿是由明朝皇帝朱棣建造的，是他理想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紫禁城见证过二十四个不同的皇帝和两个朝代。 即使在20世纪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改变了中国之后，它仍然是世界帝国最著名的建筑遗产。[1]

+ 5

在伦敦东部的郊区中矗立着一栋红砖别墅，尖尖的拱形窗框和高耸的烟囱常让人误以为这是栋中世纪的房屋。它建于19世纪60年代，是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家人朋友共同创造的工艺美术之作，反潮流而行的设计旨在向工业化日益蓬勃的时代发出挑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屋最初的建造背景以及所要传达的信息已逐渐被人们淡忘。

+ 9

很难想象，在发生冲突和种族屠杀的时期，在古城巴格达波光粼粼的湖面中，沙希德纪念碑是如何伫立、倒映出优雅静谧的弧度。建筑任务由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委派，以纪念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中阵亡的士兵，它优美的结构散发着宁静的美丽，掩盖着其诞生时的动荡。

在哥本哈根郊外的山顶上，有一座世界上最重要的（即使是相对鲜为人知的）由600万枚黄砖组成的表现主义经典建筑。它就是由建筑师P.V.詹森·克林特设计的格鲁特威教堂，它建于1921年至1940年之间，是为了纪念格鲁特威， 一位19世纪著名的丹麦牧师，哲学家，历史学家，赞美诗人和政治家而建造的。[1]詹森·克林特受格鲁特威对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解释的启发，将哥特式大教堂的规模和风格与丹麦乡村教堂的美学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可与之同名的地标建筑。[2]

1912年，鉴于1873年去世的格鲁特威对丹麦的历史和文化的意义重大，决定为其建设国家纪念碑。在1912年和1913年举行了两次比赛，提交了众多雕像，装饰柱和建筑纪念馆设计作品。[3]

+ 13

+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面临大规模的住房危机。在米兰，人们进行一系列应对住房危机的规划，为意大利北方城市规划了能够容纳50,000至130,000人的卫星社区。这类社区的建设于1946年破土，也就是危机出现的第二年。1956年，十年过去了，随着一个全新城市总规划 Il Piano Regolatore Generale 的施行，为第二阶段的建设，又称“加拉拉特西公寓”，创造了条件。新社区的场地被一分为二，后半部分隶属于 Monte Amiata Società Mineraria per Azioni。在1967年年底，由于先前的规划给了加拉拉特西第二期的私资开发机会，该项目就委托至建筑事务所 Studio Ayde，即其合伙人卡尔罗·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身上。两个月后，艾莫尼诺就邀请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一同为该社区设计一栋住宅建筑。这两名意大利人致力于实现各自对理想微观社区的设想。[1]

+ 17

这篇文章原发表于2016年7月29日。点开我们的AD经典专栏，阅读更多知名建筑背后的故事。

在1932年一个冬日雨夜，曼哈顿岛上的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首次向观众敞开了大门。大家对这个崭新空间赞不绝口，是一个完美得不需要表演者的地方。作为庞大的洛克菲勒中心的首个建成部分，音乐厅在之后八十多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剧场。透过其优雅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和复杂的舞台装置，剧场公然挑战传统，并一举为现代演艺空间建立了沿用至今的新标准。

+ 5

本篇文章原刊登于2016年12月5日。在 AD Classics 看我们其他的纪念性建筑的介绍。
即使在曼哈顿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海洋里，帝国大厦也引人瞩目。自1931年建成以来，它便一直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雄踞世界最高建筑的宝座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1972年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建成。帝国大厦建造于美国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的初期，雇佣了数千名工人并使用了大量材料，建造帝国大厦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动，更是希望将其打造成展示美利坚合众国雄心的纪念碑－“一片头顶蓝天，脚踩大地的国土”。[1]

+ 1

本文最初发布于2016年6月16日。若要阅读其他著名建筑项目背后的故事，请访问我们的AD经典部分。

TWA 航站楼建于空中航线旅行的早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迅猛发展的技术变革的重要标志。埃罗·沙里宁试图在建筑的各个方面捕捉飞行的感觉，从流线型形体到开放的内部，再到机翼状的混凝土外壳屋顶。受环球航空公司（TWA）的委托，沙里宁不仅仅设计了一个功能性的航站楼，他还为航空公司甚至整个航空业设计了一座纪念碑。

这篇“AD经典”以摄影师 Cameron Blaylock 的一系列独家影像为特色，摄于2016年5月。在这里，Blaylock 使用了 Contax 相机和 Zeiss 镜头，配上 Rollei 的黑白胶卷，以反映上世纪 60年代的相机技术。

+ 21

1851年在英国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展会上，美国很好地展示了自己。英国报纸毫无保留地赞美，宣称美国的展示发明比任何发明都更加巧妙和有用：利物浦时报说“不再被嘲笑，更不用鄙视了。”与各种欧洲政府不同，美国国会在随后的展览中花费大量时间在他们的国家展览上，对提供资金犹豫不决，迫使参展商依赖个人支持。在国家血腥的内战期间，国会对国际展览的兴趣下降；然而，战后，这个国家可以迅速恢复，可以在1876年举办费城百年纪念展。庆祝美国的爱国主义和技术进步，百年纪念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另一场伟大的美国展览会奠定了基础： 1893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1]

+ 11

坐落在奥地利风景如画般的高山之城，茵斯布鲁克市伯吉瑟尔山之巅的滑雪跳台，象征着当代的化身，历史的丰碑。它是由扎哈·哈迪德于1999-2002年间设计的。这座滑雪台的设计是一种对形式表现的研究：如一笔扫过的线条和极简美学营造出了一种优雅感，高速的动感，将充满活力滑雪跳台如纪念碑般屹立在在茵斯布鲁克群山环绕的历史中心。

+ 22

1959年，小儿麻痹症疫苗发现者 Jonas Salk 与路易斯·康不期而遇。加利福利亚州，拉由拉市在太平洋海岸区为其提供了一处风景别致的场地，而Salk希望在此建设他的生物研究中心。Salk的疫苗在疾病防治方面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强调，新的研究中心设计必须蕴含着人道科学的思考。同时他还有个宽泛但是深刻的要求：“建造一个连毕加索都值得参观的中心“。最后才有了满足功能同时极具美学价值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一个独立体块相互支撑的建筑形式。

+ 15

视频

虽然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其传奇的建筑生涯，但是直到90年代她才有了自己的建成项目。维特拉（Vitra）消防站位于德国莱茵河畔魏尔一个同名公司的园区内，是扎哈正式建成的建筑处女作。这座建筑倾斜交错的混凝土平面，重塑了横穿而过的街道，是将扎哈那具有戏剧性张力的概念图纸转变为功能性空间的最早尝试。

+ 19

Neviges 圣玛丽大教堂（又名朝圣教堂）耸立在树林环绕中，锯齿状交错的混凝土体块引人注目。大教堂位于德国西部一处极受欢迎的朝圣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朝圣者曾造访这里不断重修的修道院。与此前中世纪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不同，奔放的现代主义大教堂反映了其创作者设计理念的重大转变：为战后德国民众和扩大的天主教会考虑的新思维方式。

+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