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罗马到当代新加坡:温室建筑的演化

从古罗马到当代新加坡:温室建筑的演化

根据普林尼的说法,据罗马皇帝提比略的医生叮嘱,每天必须要吃一种瓜果。为了在家乡卡普里岛全年都能种植这些甜瓜和黄瓜类的水果,提比略亲自指导了“镜式温室”的施工:“(他)将种植床架抬高,装上轮子。如此,就可以随处移动黄瓜,且阳光不受遮挡。到了冬天,再将其收回,放在镶有镜面石的玻璃框下保护起来。”

这就是《温室:玻璃下的花园》一书的开篇。作者Alan Stein和Nancy Virts是马里兰坦格伍德温室的联合创始人,他们调查了欧洲、北美以及世界范围内温室建筑的演变,同时文字辅以精彩的图片。温室是全球贸易、帝国主义和技术创新的产物,它代表了建筑和景观结合的历史飞跃——通过控制太阳光来延长植物生长季节。

Winter-plaats in den Hoff van d’Academie Tot Leyden, engraving, Johannes Commelin, 1676 / The LuEsther T. Mertz Library of the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Winter-plaats in den Hoff van d’Academie Tot Leyden, engraving, Johannes Commelin, 1676 / The LuEsther T. Mertz Library of the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继“镜式温室”之后,直到15世纪晚期橘子到达欧洲时,对越冬植物的下一个伟大创新才出现。称为“橘式温室”的木石结构可以使柑橘免受低温的影响。起初,这些建筑仅仅是功能性的,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夸张,在17世纪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达到了奢华的顶峰。那里,橘式温室长492英尺(约150米),高42英尺(约13米),有双层窗和厚墙,为1000多棵橘子树保暖。 

然而,诺森伯兰郡的第三代公爵休·珀西对一个“普普通通,石头和玻璃的橘式温室”并不满足,他需要一个可供其收藏异国植物的建筑——“大不列颠在其不断扩张全球帝国下的花卉红利”。

Imperial Federation, map of the world showing the ext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England, map, Colomb, John Charles Ready, 1886 / Boston Public Library, Normal B. Leventhal Map Center,.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Imperial Federation, map of the world showing the extent of the British Empire, England, map, Colomb, John Charles Ready, 1886 / Boston Public Library, Normal B. Leventhal Map Center,.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幸运的是,19世纪工业进步的洪流使制造玻璃和金属工艺的新方法价格低廉,惠及各处。标准化亦提高了建设速度,降低了工程造价。有了这些作保证,在1827年的英国,查尔斯·福勒设计了珀西公爵的锡恩公园大温室(Great Conservatory for Percy’s Syon Park),这是第一座由无数玻璃搭建起来的铸铁结构温室。

Syon Park Conservatory / Photo by Alan Stei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Syon Park Conservatory / Photo by Alan Stei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随着材料的创新,温室的作用亦发生转变。它不再是取悦富人的花园,而是成为研究其中植物药用和工业价值的中心。这种转变在184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棕榈屋(Palm House at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以及伦敦裘园(Kew)中尤为明显。温室不仅首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建筑中使用了铸铁,而且还免费对公众开放。裘园的研究中心还是世界各国温室的典范。

如果棕榈屋标志着应用铸铁材料的转折点,那么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就是使用玻璃的转折点。这座“革命性的模块化建筑”是1851年世博会的展览厅,占地19英亩(约7.7公顷),高168英尺(约51米),周围还有若干棵榆树。大型窗框生产实现了玻璃量产化,而机器化生产使得玻璃安装更为统一、低造价和快速。继14000多家参展商和600万观众参加了国际世博展览会后,一场温室建设狂潮席卷了世界。水晶宫的光线、开放空间和建筑设施给后来的建筑、建筑与室外关系都带来了启发。

19世纪后半叶,同水晶宫类似规模的温室遍布整个欧洲,形式和细节上越来越精致。作为“炫富和大学从事研究的一种方式”,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种可以接受的炫耀性展示。英国温室设计的影响来自捷克共和国1845年的莱德尼斯城堡温室,1880年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棕榈屋温室,以及更靠南部的马德里和米兰。

The Schönbrunn Palace Park conservatory, Vienna, Austria / Photo by Alan Stei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The Schönbrunn Palace Park conservatory, Vienna, Austria / Photo by Alan Stei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北美的温室也仿制了英国温室的模式。他们没有国王,但他们有自己的殖民主义烙印,“和欧洲人一样,美国人也需要地方来保存和研究已经发现的东西。”纽约在1853年建造了自己的水晶宫;旧金山在1879年建了鲜花温室;1893年的匹兹堡则有菲普斯温室。温室还与“城市美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后者带有浪漫风格的公园就包括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地的温室建筑。

在这一进程中,正如Marc Hachhadourian和Todd Forrest在该书引言中指出,“温室设计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培育稀有、奇异、有用和美丽植物的痴迷史。”如其所言,这是一部精英史,因为那些以种种方式痴迷于这些植物的人通常都有钱有势——这在该书中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但同样,温室设计的历史归于那些温室的劳作者,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以及温室植物被掠走的地区—美其名曰“新发现”。

 

Mount Vernon Orangery, United States /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Mount Vernon Orangery, United States /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作者们并没有回避温室历史背后存在的“帝国式刺激”问题。他们重点指出,在“橘式温室”盛行的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橘式温室”主要区别在于劳动力:美国的“橘式温室”是由被奴役者建造和维护的。然而,这本书除承认并揭露类似事实外,还更进一步。正如美国景观协会理事的 Kofi Boone写道:“如果将景观建筑学描述为对种族、阶级、性别和权力变动的认可,又会怎样?”如巴尔的摩的德鲁伊德山公园,是彼得斯·罗林斯温室(建于1888年)所在地,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是一所为黑人和白人提供强制隔离的游乐场所。如此种族划分对参观温室的游客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研究温室历史也促使我们去探究它们今日之用途,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制定超越过往帝国及殖民地时代的新方式。大多数历史建筑都正确地致力于教育和研究目的,并与新建建筑一起,早已成为努力研究环境的领导者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管理者。例如,伦敦裘园在保护东北红豆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一种可以提取抗癌药的尼泊尔植物。尽管如此,这些方式也有同样问题,可以被视为产生这些建筑世界观的当代化:一种收集、“保护”、控制和系统化异物的世界观。

现代温室建筑,就像其先辈一样,体现了技术进步和趋势。1989年的伦敦裘园威尔士公主温室,也是一个现代研究机构,因其在节能方面的贡献而得名。1992年,巴黎雪铁龙公园的两所温室依靠支撑玻璃表皮的张拉索而建。2018年,亚马逊集团在西雅图建成新总部“Spheres”,将自然引入办公环境,因此员工可能“更有合作精神并创造性地思考”(当然也有更多愤世嫉俗的解释)。

然而,如果现代温室可以植根并尊重当地场所和文化,而不是对其掠夺,会如何呢?这本书中列举了南半球为数不多的几个温室,其中一个是2012年的新加坡海湾花园。体验气候变化是云森林的主题,游客可以在这里攀登135英尺高(约41米)、植被茂密的云山。登山径蜿蜒而过不同的区域,其中有“失落的世界”、“地球检查”和“+5度”等,每个环节都揭示了气候变化对植物灾难性的影响。

人类学对地球的改变可能本身也改变着对温室的态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痴迷于将植物从栖息地剥离进行培育,这也是造成气候危机力量的一部分,结果证明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补救措施:现代温室在本属于自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Gardens by the Bay, Flower Dome Conservatory, Singapore / Thebigland / Shutterstock.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Gardens by the Bay, Flower Dome Conservatory, Singapore / Thebigland / Shutterstock.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的确,从当下的视角来看,对温室的考察确实让人想起了过去。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代,谁会选择室内自然而非室外自然?但这个时刻很可能会过去,《温室:玻璃下的花园》一书为温室建筑在当代世界的作用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论点。两位作者有对建筑的激情,对建造和维护这些建筑所需敬业精神的赞赏,同样还有使读者信服的魔力。

原文刊于《The Dirt
译者:王晨

The Conservatory: Gardens Under Glass .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The Conservatory: Gardens Under Glass . Image Courtesy of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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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Mitchell Tada, Grace. "从古罗马到当代新加坡:温室建筑的演化" [From Ancient Rome to Contemporary Singapore: The Evolution of Conservatories] 31 1月 2021. ArchDaily. (Trans. Milly Mo) Accesed . <https://www.archdaily.cn/cn/955652/cong-gu-luo-ma-dao-dang-dai-xin-jia-po-wen-shi-jian-zhu-de-y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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