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在卡洛斯·加西亚·巴斯克斯（Carlos García Vázquez）出版著作《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之际，我们邀请他进行了一次座谈，主题是现代城市——这个复杂而“不确定的生物”，着重讨论了定义当代城市的三种类别：大都市，特大都市和超级大都市。
从“传统空间规划引领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角度，这本书阐释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各自领域中，对城市规划、改造、开发和发展的推动作用。120年以来，城市中心已经从“吞噬人”的机器，转变为个人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堡垒；然而，关于城市的问题依然存在着——城市真的获胜了吗?
“是的，”加西亚·瓦斯克斯说，“但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Nicolas Valencia：为什么要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呢?
Carlos García Vásquez (CGV)：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从单一维度是很难理解它的。在城市里，人们与建筑、基础设施共存，共生，共知，共情。也因此，它成为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符号学，当然，还有建筑和城市研究。在我20年前的博士论文期间，我开始研究城市，我一直希望能有一篇文章将这些知识资源整合起来。
《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一书，便是我的一种尝试，涵盖了传统上引领城市空间问题的三种专业人士的视角——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建筑师。
为什么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CGV：事实上，城市的剧变并非始于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汽油和电力驱动的发动机为标志。在我看来，这预示着现代城市——大都市的诞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体。
.jpg?1486336930)
为什么不是其他阶级，而是中产阶级推动了这场变革？
CGV：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热衷于组织和管理城市，以避免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城市所“吞噬”。
中产阶级是如何实现这一变革的呢？
CGV：实际上，这是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AEG想在法国销售它的涡轮机，蒂森克虏伯希望其钢铁进入美国市场，西门子试图将其变压器业务扩展到英国。
然而，工人阶级却成为了这些全球扩张计划的主要障碍——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他们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作为回应，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更高的薪水、医疗保险和退休等社会福利。政府则通过了使劳动力市场更加人性化的法律，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取缔童工。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开始工作，与资产阶级和政府一起，为一种新的、不可靠的经济民族主义铺平了道路，正是这种民族主义使全球陷入两次世界大战。
城市真的成功了吗？
CGV：是的，成功了。这种成功，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将城市作为生产、分配、决策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将城市生活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人们在这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中寻找到了自由、匿名和机会——看起来，这是他们个人幸福所需要的一切。然而，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孤独、不稳定、困惑和身份的丧失。但到最后，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是值得的。
正如芝加哥学派在19世纪晚期所看到的那样，移民是城市社会学分析的中心。在城市中，移民的作用是什么？
CGV：这一点视情况而定。当谈到向城市迁移时，“移民”这个词是相对的，我们讨论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而并非跨国移民。在美国，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它只影响了像芝加哥和纽约这样的少数城市。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人口构成与其他德国城市类似的城市。即使在今天，埃及的开罗和玻利维亚的拉巴斯等许多大城市，移民人数也很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缺乏经济机会和基础设施。再比如，尽管首尔和东京很富有，但它们接待的外国移民也相对有限。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更多地从文化角度而不是经济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简而言之，城市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是相对的。
大都市是如何形成的呢?
CGV：再一次的，这又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推动，他们坚持实证主义的观念，坚定地相信科学技术是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这样的观念产生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结构，从政治家和商人，到专业人士和普通劳动者。这为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1900年柏林郊区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与今天的年轻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早上6点起床，坐火车进城，走进一幢有数百人工作的巨型办公楼。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然而，一直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才开始塑造城市规划，改变空间发展的方式。这一延迟可以说是建筑领域整体的历史性失误。
为什么会延迟这么久才有所行动呢？
CGV：这是一种失明。我们无法看到现代社会在周遭迅速的兴起，我们被困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坚持认为建筑的驱动力是艺术和历史。然而，事实截然相反，世界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学和技术占据已经占据了金字塔的巅峰。这时候，建筑师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引导，或者说与这些新的现代元素一起工作。于是，便产生了许多新旧混乱的大杂烩——配备最新科技的新古典主义火车站，前卫的新拜占庭式酒店，新哥特式购物中心，无数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商店。这些实验的残骸污染了大都市，这是我们失败的证明。
在分区概念出现之前，城市是如何发展的?
CGV：分区制是现代城市主义的基础，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在普鲁士。它代表了城市模式的变化——城市将成为一个生产实体。为了实现不同的功能，人们意识到最好的方法是把不同的功能放置于专门的区域，比如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
今天，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单纯的分区创造了“睡眠城市”——工作时间中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假期便被遗弃了。现在，现代城市主义在很多方面重新发现了传统城市的启示。城市规划开始向垂直方向转型。在中世纪，同一个城市空间会容纳各种各样的城市活动，仅仅因为中世纪的房子是一个多功能单元：底层是商店和花园，二层是工作室，三层是生活空间，顶层是储藏室。于是，便得到了一个全天都保持活跃的，高效和充满活力的城市。
20世纪上半叶以后，都市的卫生设施系统化，内在化，这带来了什么范式的变革？
CGV：这一点带来的不仅仅是范式的改变，还是城市借由工业革命时期的最初变革，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从前的城市是“吞噬千万人生命”的地方。1913年，居住在柏林的年轻人只有42%适合服兵役，而在农村地区，这个数字大约是66%。这一统计数据引起了相当的困惑，毕竟，人们认为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比农村居民更高。这使许多人相信，城市的问题与卫生有关，它更多的是一个医疗问题而不是建筑问题。
让我们来谈谈土地投机。它是如何发展的?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CGV：现代城市的成长，就如同一笔天大的生意，而19世纪末得土地所有者，则是这笔生意中得捕猎者。颇为讽刺得是，正是最早的城市学家们，为他们武装了盛宴的工具。直到现代城市主义的圣经《雅典宪章》(Athens Charter)的颁布，才终止了这种模式，《雅典宪章》认为，集体利益应置于个人之上，而国家应确保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践行了这一主张：将土地所有权立法，土地仍归私人所有，但在土地上进行开发的权利将由国家分配。这或许可以解决当时的规划危机。这本书谈到了当今的“弱城市主义”，这是一种由不断修订的模糊城市法规来限定城市的主张。这种城市主义是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产物，这样模式下的城市将沦为为富人的宴会厅。
在大都市，我们曾看到过诸如“花园城市”这样的城市乌托邦。但近来，这种想法似乎已经消失了，每个投资人都想在土地上造房子。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CGV：这种观点需要更细致地来看待。一方面，确实有许多建筑的形式在经历各式各样的试验，尤其是办公和文化建筑，住宅建筑则往往更加保守；另一方面，新资本主义模式确实更加强调效率，而忽略“远见”。尽管如此，后现代文化依然是一种充满好奇心和创新的文化，推动了着城市模式实验不断向前。
书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一些把自己置于现代城市辩论中心的人物。正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所说:“乌托邦就像地平线。朝前走两步，却后退了十步。那么，乌托邦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它至少让我们保持前行。”
Carlos Garcia Vazquez(塞维利亚，1961年)，建筑师，塞维利亚高级建筑技术学校建筑构成教授，米兰理工学院(皮亚琴察校区)建筑学院名誉教授。著有《现代城市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ty）(2016)、《安提波利斯:太阳地带城市的分解》（Antipolis：The Urban Decomposition of the Sun Belt）(2011)和《千层城市：21世纪的城市愿景》（Puff Pastry City, Urban Visions of the 21st Century）(2004)。均由Gustavo Gili编辑出版。
译者：舒晨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