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伊斯兰国（ISIS）武装力量占据了最为珍贵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巴尔米拉（Palmyra）。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伊斯兰国发布了一系列视频，展示他们摧毁这一无价之宝的过程，世界为之震惊。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在上个月被夺回，也标志着一场有关“国际保护组织能如何作为”的讨论即将展开。
ArchDaily 有幸采访了耶鲁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IPCH）主任 Stefan Simon。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致力于“通过提升可持续保护技术与方法来促进遗产科学界的进步”。Simon在慕尼黑 Ludwig Maximilian 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并且在材料变质诊断、微量分析、气候学、非破坏性机械测试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任职为 Rathgen 研究室的主任，同时也是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成员和副主席，还是2005年在洛杉矶盖蒂保护研究所举办的建筑材料研讨会主席。
访谈主要围绕如何在冲突环境下保护文化而展开，特别是在已经饱受伊斯兰国摧残的叙利亚巴尔米拉地区。由于巴尔米拉悲剧的影响，这场访谈主要在寻求针对在战争灾害后修复历史区域的可能性与需要考虑的事项。
Vladimir Gintoff: 在历史上，有哪些像这样（巴尔米拉）在冲突中遭受摧毁又需要重建的先例？
Stefan Simon: 有许多，我首先想到的是华沙到德累斯顿的莫斯塔尔（Mostar）老桥，它在波斯尼亚战争中被摧毁而又重建。这是一个灯塔般进行引导的项目，因为许多同期被毁的清真寺、教堂和修道院至今还在波斯尼亚的废墟之中。不幸的是，人类在毁坏与重建方面的历史罄竹难书。同时，还有其它类型的灾难，例如位于首尔古城墙南部，始建于朝鲜王朝的国宝一号崇礼门（Sungnyemun, National Treasure No.1)，在2008年2月10号毁于一场大火，其后重建。又比如在廷巴克图(Timbuktu)的阿尔法莫亚神殿(Shrine of Alpha Moya)等世界遗产地。别忘了还有仍在讨论中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Bamiyan Buddhas in Afghanistan)。
VG: 通常看来，修复建筑可能是个乏味的学科，需要将保护历史的欲望与不可挽回的变化平衡起来。你是更赞同在修复中只使用原始材料、还是可以新旧材料混合，从而既恢复了形体特征的活力、又显示出过往的冲突与创伤呢？
SS: 你所提到的“平衡”是个很好的词。所谓仅仅使用“原始”材料的想法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历史保护的语境之下，究竟什么是“原始”的材料也仍有争论：它是指材料本身、还是指建筑技艺等？
如何能在不刻意进行浪漫化处理的同时展现以往的冲突？这也是最近才萌生出的一种想法。我们意识到保护伦理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波动式发展的。我们曾经历审美的、纯粹的、科学的、历史的和其它的波动，并且对于文化背景有着很强的依赖。
在以日本和中国部分地区为例，使用木材而非石材为基础建筑材料的文化中，有关原始的概念与西方半球大不相同。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总体而言，我认为首先应该听听那些最密切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即那些真正在叙利亚现场保护文化遗产的同事，他们是真正的古迹卫士，而其中的许多人已经为了这一事业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然后应当去看宪章、并动员国际社会的支持。人们应当明白：我们将长期坚持在这里。
VG: 一直以来，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常常有伟大的建筑作品被摧毁。为什么对于古代场地的毁坏更为受到重视？
SS: 这个问题很好。对于文化遗产而言，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农业与城市发展，而非灾难。在专业领域的讨论中，这些损失也常被提及。
对于在非洲和中东的世界遗产地而言，这两方面的伤害都存在，无论是叙利亚、马里、尼日利亚等地发动可怕的战争破坏的人，还是只能站在远方、无助围观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我认为在讨论巴尔米亚时，我们不能不想到阿勒波(Aleppo)、霍姆斯(Homs)以及其它连年战乱的叙利亚城市。对于我而言，在谈论保护与重建时也需要关注公民参与、展现与每个人的关联，这是非常重要的。倘若我们仅仅关注巴尔米亚这一个例，我们可能就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忽视一个关键点——可持续性。
VG: 在你看来，是否能将重建看作一次为巴尔米亚赋予建筑意义的机会，或是单纯地将其看作复制既存构筑物的过程？其实，我很好奇你会如何评价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的柏林新博物馆(Neues Museum in Berlin)、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在科隆的科伦巴美术馆(Kolumba Museum in Cologne)、以及 Carlos Quevedo Rojas 在西班牙加迪斯(Cádiz)的复原马德雷拉城堡(Matrera Castle)等建筑项目？
SS: 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如果能够在两三年内提出一个针对如何在巴尔米亚展开复建活动的详细计划，对于叙利亚人和国际保护组织而言已经可谓是巨大的成就了。这固然需要国际各界的强大支持，之后则可以在人际调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赋予建筑意义”这一想法，我仍持保留态度。以柏林新博物馆为例，它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范例，展示了在当代博物馆场景中如何尊重并处理历史痕迹。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一个标准，它更是特定时间中的产物，并且绝不是处理类似场景最佳或终极的方法。
VG: 如果让你来推广完全修复这个场地的方法，你认为其中应该含有显现这个城市曾经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元素吗？
SS: 我认为即使仅从理论层面而言，也不存在什么方法能够完全抹去伊斯兰国曾经占领巴尔米亚这一地区的所有痕迹。这些痕迹太多了，同时还存在由其它冲突组织造成的破坏。我们也不应忘记在非伊斯兰国控制的许多叙利亚及其他国家地区，仍有大范围的抢劫活动横行。当我们谈论重建的时候，无论你所说的“完成”是什么，我都希望能够先听到来自叙利亚同行的声音，来自有着约10000名国际保护专家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声音，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组织的声音。我认为这将会为确立孰轻孰重提供一个足以达成共识的平台。
VG: 你认为复原巴尔米亚这一项目是否会遭遇与2001年被毁后开始重建的巴米扬大佛相同的遭遇，即为官僚主义所困？在该项目中，有关新旧材料的伦理学争论不下，带来了有关该场地能否被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项目的争论。同时，为了与以往的暴力妥协，有些人提出只重修一座大佛的方案，而这又被看作是对两佛(Shamana and Salsal)牢不可破的纽带的一种亵渎。
SS: 当然，我期待能看到更为激烈的有关“好的”修复方法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近来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相关展示。也许相较结果而言，这个项目的过程更为有趣。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三维扫描、再重新打印历史。
我记得在2003年12月巴姆(Bam)发生大地震后很短的时间里、在城市内有那么多伤亡的情况下，仍有大批居民表示愿意首先保护并重建巴姆古城(Arg-é Bam)，而古城之后在2004年成为了世界遗产。如果你见过那些居住在帐篷里、连水和基本供给都没有的人，这样的意愿或许是令人震惊的，但同时，它也成为一份显现文化遗产究竟对人们有何意义的感人证明。
VG：在你看来，谁应当对修复工作负责？你认为在短期内，项目能否展开？换言之，我所好奇的是，在当地仍处于混乱中的情况之下，保护项目能否启程？
SS: 叙利亚文物与博物馆董事会(DGAM)近年来，一直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从事多种保护与修复的项目。国际社会也应当提供支持、陪同，并且是以慷慨、创新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提供支持！
根据国际章程，应有叙利亚同行领头。还记得在廷巴克图所发生的：重建活动首先应以人格尊严和身份尊重为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局长 Irina Bokova 最近在耶鲁演讲时提到，她当时倍受感动，这一重建项目对于她的个人意义巨大，而我完全能够理解。文化遗产是人格尊严的根！当然，我们可以提出专业建议，我们应当尽力抵抗各方的政治压力，但是我们更需要意识到，只有在当地利害相关人尽力参与、投身商定方案的前提下，全球世界遗产才有可能被可持续保护。
Arch From the Syrian Temple of Bel to be Replicated in London and New York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