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中，生态资源濒临枯竭、空间趋于饱和，建造行为已然成为兼具创造与消耗双重属性的活动。数十年来，建筑领域的进步一直以“新”为衡量标准：新材料、新技术、雄心勃勃的新地标建筑。然而，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建筑师们逐渐认识到，“少做加法”反而能产出更有深度的设计成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克制型建筑”理念的兴起：这是一种以悉心呵护、维护保养以及刻意避免额外建造为特征的实践方式。
这一理念认为，最可持续的建筑往往就是那些已然矗立着的建筑，而改变可以通过保护、修缮，甚至是通过“不作为”来实现。选择“不建造”成为一种兼具政治意义与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对地球物质资源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休止增长所面临的伦理局限的回应。建筑不再局限于创造新形式，而是开始拥抱延续性，延长那些已然存在于世上的建筑、材料以及记忆的寿命。
这一转变也对我们界定建筑创作权和衡量建筑进步的方式提出了挑战。它不再把创新简单地等同于追求新奇独特，而是鼓励建筑师去关注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把城市看作是一部记录着历史变迁、资源分布和社会关系的层层叠加的“覆写本”。减少建造的行为，不再单纯是能力问题，而更考验判断力，关键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干预，什么时候该适时退让。在这种克制的氛围中，建筑重新找回了它的关键影响力——它不再仅仅是创造新事物的艺术，而是学会通过“少做”来实现真正创造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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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而非拆除：建筑领域中的材料再利用实践少建造，多设计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建筑将进步与建设划上了等号。城市变成了增长的试验场，拆除被视为实现更新的必要步骤。“一切从头开始”的论调主导了战后重建、工业扩张以及后期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然而，这种“推倒重建”的逻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拆除会释放建筑物中已储存的碳，同时，替换材料的使用又会引发新的碳排放；此外，拆除还会产生大量难以重新投入生产循环的废弃物。除了对环境造成影响外，拆除还切断了社会延续性：租户被迫搬迁，日常社交网络被打断，城市中承载的记忆也随之消逝。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妮·拉卡顿（Anne Lacaton）和让·菲利普·瓦萨尔（Jean-Philippe Vassal）等建筑师将“绝不拆除、绝不移除、绝不替换”的原则作为其工作基石。他们并未将既有建筑视为障碍，而是将其作为设计的起点。在法国波尔多的 Grand Parc 改造项目中，他们保留了战后住宅楼群，并顺应建筑原有的结构韵律，在建筑外立面增设了冬季花园和宽敞的阳台，既提升了建筑的保温性能，又拓展了居住空间，且无需让居民搬离。室内布局则通过细微调整进行了重新规划，让阳光能够更深入地照进室内，并实现了空间的灵活使用，以适应未来需求的变化。
该事务所的其他作品也一以贯之地秉持这一理念。在与弗雷德里克·德鲁奥（Frédéric Druot）合作开发的布瓦勒普雷特塔（Tour Bois-le-Prêtre）项目中，团队拒绝了拆除方案，转而采用预制扩建构件扩大建筑围护结构，为每套公寓增设了新房间、凉廊和冬季花园，同时升级了设施并改善了隔热性能。对建筑结构框架的再利用，保留了建筑蕴含的资源，避免了因搬迁造成的扰乱。在法国北方加来海峡大区当代艺术基金会（FRAC Nord–Pas de Calais）项目中，他们保留了原造船厂的大厅，并在其旁增设了一个简洁通透的建筑体量，使原有的工业空间得以继续用于展览和公共活动，而新体量则提供了可控的环境条件。即便是在南特建筑学院这样从零开始的新建项目中，他们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设计一个宽敞开放的结构，设置可灵活利用的中间空间，尽量减少固定隔断，最大程度地提升建筑未来适应性。他们始终遵循着一致的方法：明确哪些部分行之有效，加固有价值的结构，仅增设解锁新用途所必需的部分。
Rotor Deconstruction 公司的实践也采用了类似策略。该公司脱胎于布鲁塞尔的建筑团体罗托（Rotor），专注于对建筑构件进行精细拆解与重新分配。他们并未将拆除视为终点，而是视其为新物质循环的起点。罗托拆建公司对从外墙板到门把手等各类回收元件进行编目、清洁和转售，打造出一个二手市场，对建筑行业的线性逻辑（即“生产-使用-丢弃”）提出了挑战。他们的业务兼具物流与文化层面的意义——既揭示了材料背后隐藏的劳动价值，又证明重复利用可以成为一种系统化而非边缘化的实践。在此过程中，他们重新定义了设计的内涵，将建筑师的角色从创造者转变为协调者，从新物件的生产者转变为既有资源的“策展人”。
综合来看，这些项目阐明了为何改造已成为替代拆除重建的可行之选。通过保留主体结构、基础和交通核心区，它们缩短了施工时间，减少了材料消耗，并维系了场所的社会生活。曾经被视为局限的因素——既有结构的制约——如今却成为了创新的源泉。在这一模式下，建筑创作的重心从强行施加设计转变为精准调适。设计师倾听建筑的几何形态、使用痕迹和结构逻辑；设计干预从这些既有条件中自然衍生，而非与之对抗。
留白的设计
克制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它需要精准度、判断力和想象力，即具备只在必要之处介入、以最简方式开展设计的能力。在体现这一理念方面，极少有项目能比戴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对柏林新博物馆（Neues Museum）的修复工程更具说服力。
他接手的是一处废墟。这座建筑在二战期间遭受了严重损毁，此后半个多世纪无人问津，既是一片文化空白，也是一座纪念损毁的丰碑。奇普菲尔德与文物保护专家朱利安·哈拉普（Julian Harrap）共同主导的修复工程，既不旨在将博物馆恢复至战前原貌，也不试图掩盖其遭受的破坏。相反，工程力求稳固并补全现存结构，将建筑的历史层积作为时光的实体见证予以保留。新增的楼梯、立柱和墙面等元素仅在结构必需处添加，采用浅色砖块、混凝土和橡木等材料，使其与原始结构形成微妙区分。新元素从不模仿旧有，旧有也从未被理想化；二者在“留白”与“存在”的精妙平衡中和谐共存。
这种将设计视为精准干预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弗洛雷斯与普拉茨（Flores & Prats）设计的萨拉·贝克特（Sala Beckett）项目中——该项目将一座年久失修的合作社建筑改造成了一座剧院与文化实验室。建筑师并未将建筑结构剥离至中性的空壳状态，而是保留了往昔生活的痕迹：褪色的壁画、开裂的瓷砖、舞台布景的残片。新的空间布局围绕这些痕迹展开，将其视为建筑持续叙事中的“角色”。墙面仅作修补而非重新粉刷，房门经调整后继续使用而非直接更换，新增隔断则采用可逆框架结构。建筑的瑕疵未被遮掩，反而被凸显出来，揭示了记忆如何与使用共存，脆弱性如何转化为一种力量——以最小干预实现最大效果。
这两个项目都阐述了一种工作方式，其特点不在于添加，而在于精准调适。它们抗拒现代主义那种一味抹除旧物、重新打造的冲动，转而耐心探寻延续的脉络。它们的魅力不在于视觉上的夺目效果，而在于那些未言明的留白之处、静默之境，以及那些未加改动、承载着历史分量的墙体。这种举重若轻的手法，将局限转化为美学智慧。添加的元素越少，既有建筑结构就越能彰显自身。当这些方法汇聚在一起时，便揭示出：留白与形态本身同样具有表现力。这是一种充满耐心与同理心的建筑理念，克制成为构建意义的媒介。在过度设计已穷尽其可能性的当下，这些实践表明：少做——但做到极致——或许才是最具颠覆性的举动。
未完成的美学
克制亦重塑美学定义。20 世纪的建筑往往追求完整无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当代作品在未完成、多层次与不完美中寻得表达。这种审美意识承认，建筑如同城市，从非静止不变；它们始终在与时间、衰败和使用进行着持续的对话。
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的科伦巴博物馆（Kolumba Museum）极为清晰地诠释了这一理念。该建筑建于一座遭轰炸的哥特式教堂废墟之上，项目并未将残存部分作为需用玻璃封存保护的遗迹，而是将其作为新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卒姆托以多孔砖结构包裹废墟，其穿孔立面过滤光线与空气，同时让古老砖石清晰可见。新旧建筑在材料上一脉相承——手工砖块、柔和色调、触感丰富的表面，营造出一种静谧的对话氛围。馆内，参观者穿梭于残墙碎片与现代空间之间，游走于光影交错之处，感受着永恒与消逝的交织。这座博物馆并未试图为历史画上句号，而是将其以开放姿态呈现。它的美，正源于这种张力——脆弱性未被遮掩，却因坦诚而获得尊严。
但在卒姆托之前，斯维尔·费恩（Sverre Fehn）便在海德马克博物馆（Hedmark Museum）的设计中阐述了类似的理念。该博物馆坐落于一座中世纪堡垒的废墟之中，费恩在其中嵌入了一系列混凝土与木质步道，这些步道轻盈地悬于考古遗迹之上。这一干预设计既未重建已消逝的部分，也未模仿古老的砖石结构。相反，它以框架形式将其呈现，在不同时代之间创造出一处相遇的空间。费恩这种“悬浮式”建筑理念，预见了当代建筑师至今仍在探索的诸多问题：我们如何在不侵蚀既有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建设？新建筑又如何能让旧建筑“发声”？
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同样秉持着这种理念。建筑师将河畔发电站（Bankside Power Station）改建为艺术博物馆的决策，并非单纯的功能性再利用，而是对这座建筑潜在特质的认可。涡轮大厅基本保持原貌，既成为公共空间，也化身为工业记忆的“空间宣言”——一座工业文明的“大教堂”。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保留了标志性的砖砌外壳，并通过新增元素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揭示了劳作痕迹、烟尘与钢铁如何构成当代文化的美学基石。2016 年增建的“开关室”（Switch House）塔楼延续了这一叙事，进一步推动了实用性与想象力之间的对话。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力量，在于它拒绝粉饰历史；它赞颂材料的持久性与形式的适应性。
这些作品共同表明，未完成并非需要修正的错误，而是一种有待理解的状态。它们拒绝彻底修复或追求美学上的封闭，让建筑得以将时间的流逝作为自身特质的一部分加以表达。裂缝、痕迹与伤疤未被抹去，而是镌刻进空间体验之中。在科伦巴博物馆，教堂的残片成为当代博物馆的一部分；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一座废弃的工厂化身为市民的公共客厅；在海德马克博物馆，废墟转化为建筑结构，而结构又承载起记忆。通过接纳不完美，建筑寻得了一种新的美学形态——它承认每一处场所都天然具有未完成的属性，也强调了让场所保持生命力的共同责任。
“不建造”的哲学
这种美学背后蕴含着一种伦理立场。选择不进行建设，即是对将进步等同于发展的经济体系发起抵抗。它质疑了以建筑面积或新建筑形态的视觉奇观来衡量建筑价值的固有假设，对长期以来依赖增长模式发展的建筑行业提出了挑战。在建筑活动本身已成为全球碳排放重要来源的时代，这种拒绝建设的行为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减少建设，实际上能够支撑起更可持续的未来。
建筑业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扩张，而在于更新既有建筑的能力。罗穆洛·巴拉托（Romullo Baratto）在为 ArchDaily 撰写的《回归未来：为何翻新改造至关重要》（Back to the Future: Why Refurbishing Matters）一书中，借鉴了雅伊梅·勒纳（Jaime Lerner）“建筑业的未来不在于新建城市，而在于更新既有城市”的理念，将再利用视为一种智慧之举，一种以延续而非断裂为基础的进步形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建筑工作并非增添更多新建筑，而是理解如何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拓展与维护。
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在她的文章《减法》（Subtraction）中主张，不进行建设反而可能成为当今最具效力的空间干预手段之一。在伊斯特林看来，减法并非单纯移除物质，而是对现有条件进行主动重构——通过编辑而非扩张来重新校准城市环境。她指出，拆除、废弃或空置并非终点，而是可被策略性利用的阶段，能够催生新的使用方式和价值。通过将空地、残余基础设施或过时建筑视为潜在资源，建筑师可在她所说的“既有空间”内开展工作，将沉寂转化为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减法是通过智慧设计实现的，而非依靠物质堆砌。
这一观点与乔纳森·希尔（Jonathan Hill）在《非物质建筑》（Immaterial Architecture）中的论述不谋而合。希尔将建筑学科的范围从实体对象拓展至使用、改造与维护等无形劳动。他坚持认为，建筑的使命并未随着施工结束而终结，而是通过持续的维护行为（清洁、修缮、改造、居住）得以延续。每一位使用者都成为建筑师，每一次微小的调整都在为建成环境的生命注入活力。伊斯特林与希尔均将设计重新定义为一种关怀行为，而非创造形式的英雄主义姿态；设计是一种分布式的管理过程，让城市保持生机。这并非怀旧或保护，而是承认建筑与使用者之间、建造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减少建设最终要求我们重新构想建筑的作用力。它向专业人士发起挑战：不仅要设计建筑结构，更要设计关怀体系。它邀请建筑师将既有城市视为潜力场域，在那里，每一面墙、每一条街道或每一处残片都可被重新激活，而非被直接替换。建筑学科的未来或许更少依赖于新建地标，而更多取决于那些隐而不显的行动。在这一范式下，设计成为一种编辑行为——一种选择保留什么、改造什么、保留原样什么的行动。创造力的衡量标准不再在于扩张，而在于克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影响。归根结底，减少建设并非意味着减少设计，而是以更高的精准度、更强的责任感与更丰富的想象力进行设计。
本文是ArchDaily“减少建设：重新思考、再利用、翻新改造、功能重塑”专题的一部分，该专题由迅达集团（Schindler Group）荣誉呈现。
功能重塑处于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这两大核心价值的交汇点——而这两者正是迅达集团的核心要义。通过倡导这一主题，我们旨在推动围绕再利用既有建筑优势的对话。我们坚信，保护既有建筑结构是构建更可持续城市的要素之一。这一承诺与我们在 204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的雄心，以及我们“提升城市环境生活质量”的企业宗旨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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