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共享同一愿景：依托修复生态系统、强化公共生活的公共基础设施，打造更健康、更绿色的城市。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仍是关键挑战。全球气候目标、地方建筑规范与市政标准正日益引导设计师与规划者做出更优选择，但许多城市仍难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日常街道层面的宜居体验与长期生态保护。若将城市不再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而是当作一座国家公园，又会发生什么？
国家公园通过系统性保护机制运作，将土地视为生态关系的网络，而非孤立地块的集合。它们为长期保护、维护与开放共享确立了共同基准。当这一逻辑应用于城市环境时，成功案例将激发设计师、政策制定者与居民的自豪感与共同责任感，推动各方对健康、栖息地与公共基础设施形成集体承诺。
本文基于 2025 年都灵“乌托邦时刻”活动中与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主任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的对话，探讨将城市设计为受保护景观的内涵，以及现有政策如何将自然融入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推动这一框架的广泛采纳。
超越可持续性：设计公共基础设施
当前，城市中的多数环境行动均围绕政策目标展开，涵盖从减排目标到树冠覆盖率指标，再到水质阈值等各类标准。尽管这些框架至关重要，但在建筑师与设计师实际操作的尺度上，它们往往仍显得过于抽象。这导致了一个常见问题：宏大的环境目标与塑造日常城市空间、材料选择及体验决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
国家公园城市框架通过将环境关系的联结与保护视为设计的核心职责，重构了这一动态关系。它不再局限于追问城市是否达成既定环境目标，而是鼓励设计师与政策制定者将自然视为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激发乐观情绪与行动力，将生态关怀融入日常城市生活。
对设计师而言，这种视角转换带来了一系列全新问题：街道如何实现四季宜居？建筑如何助力栖息地构建，而非造成生态割裂？例如，融入绿色屋顶或透水铺装等设计，正是这些原则的具象化实践 —— 它们创造的不仅是纸面意义上的可持续空间，更是能修复生态、滋养日常生活的场所。
将福祉作为城市衡量指标
国家公园城市并非由立法定义。它的存在源于人们达成共识：以全新视角审视城市，并因此改变自身行为。最初的问题很简单：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城市视作一座国家公园，会怎样？一旦提出这个问题，一切便开始改变。—— 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
福祉常被视作设计的附带收益——人们期待当一座城市拥有足够多的公园、便利设施或实现经济增长后，福祉便会自然显现。然而在高温肆虐、污染横行、压力蔓延且公共空间分配不均的城市中，福祉不能再被当作一种美好的附带结果。它必须被视为公共生活中可量化衡量的核心要素，既需通过设计决策塑造，也要依靠公民行动维系。
将福祉作为城市衡量指标，意味着以街道、广场及日常路径对身心社会健康的支持程度来评估它们。这促使关注点从单一目的地转向城市中连续贯通的网络体系。
遮荫、空气质量、降噪以及亲近自然，成为城市基础性能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步行路线、户外停留时长，以及公共空间何时令人感到惬意。一座健康的城市应支持人们放缓脚步、延长在公共空间的停留时间，而非因高温、噪音或不适感将人们逼回室内。福祉由此成为一种空间结果，由建筑师与设计师通过城市日常肌理主动塑造。
流动：户外生活的维度
在许多城市中，流动性的评估往往依赖通勤时长、交通流量和系统效率等技术指标，而非其空间与社会影响。然而在实践中，流动性是城市塑造公共健康与日常福祉最强大的设计工具之一。街道作为城市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共空间，承载着人们大量的户外活动时间，因而成为城市环境中至关重要的资产。当流动系统将舒适、福祉、安全与可达性置于首位时，公共空间中的生活容量便得以拓展。
这一视角重构了城市连通性的定义。若公园与绿地间的路径令人不适、不安全或难以抵达，仅在地图上标注这些空间远远不够。国家公园城市理念的核心在于连续性 —— 舒适感应贯穿日常行程，自然应成为移动过程中的一部分，而非单一目的地。
当街道不再被视为建筑间的剩余空间，流动基础设施便升华为公民基础设施。人行道、交叉路口、自行车道和交通站点，皆成为促进健康、社会互动与户外生活公平获取的场所。移动不再仅追求更快抵达，而是创造条件让人们更久地停留户外、以人性化的节奏移动，并将城市体验为共享且支持性的环境。
乐观的未来源于本地社区。当人们对场所产生归属感，便会成为其长期的守护者。在此视角下，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替社区做事，而是与社区携手塑造整个场域的未来。—— 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
水与空气：公共空间的“性能”维度
洁净的空气与健康的水体是日常公共生活的基石，它们决定着城市环境是否“可呼吸”、公园是否具有疗愈力，以及城市是吸引人们走向户外，还是将他们困于室内。将水与空气视为公共空间的“性能”指标，意味着以共享大气与共享水文的品质来评估城市。蓝绿系统由此成为公共领域舒适网络的一部分，塑造着人们停留的地点与户外活动的时长。在健康的城市中，空气与水被视为共享的公共资产，它们可见、可及且得到主动维护，这要求城市超越短期规划周期与即时回报的思维。
我们必须以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的尺度规划城市，而非仅着眼于下一个政治周期。这关乎根本不同的未来图景：气候韧性强、资源高效利用、对私家车依赖更低的城市。—— 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
生物多样性即基础设施
对建筑师和设计师而言，通过种植规划、绿色屋顶或季节性绿化点缀设计边缘的生物多样性，常被视为一种生态附加值。然而，在气候压力与栖息地丧失交织的城市中，生物多样性必须被重新定义为基础设施 —— 一个支撑生态韧性、公共健康及城市环境长期适应能力的生命系统。
将生物多样性视为基础设施，意味着以栖息地思维设计城市。 这要求关注焦点从孤立的绿地转向连续性网络：公园、行道树、水道、花园乃至被忽视的零散地块，需作为互联走廊而非孤立岛屿运作。物种的存续取决于其分布的邻近性、重叠度与迁徙能力。在此意义上，树篱、传粉昆虫带或中央隔离带的绿化，都是支撑城市生命系统的更大网络中的关键环节。
这关乎的不仅是接触自然，更是日常联结——感知季节流转、观察植物与动物，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感。对建筑师与规划者而言，核心问题在于：设计如何促成人与自然的深度关联？ —— 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
这一视角重构了公共投资的内涵。 土壤成为结构性要素，因为无健康土壤则无树木，无树木则无遮荫与降温；种植升华为长期承诺，因生物多样性依赖维护、演替与照料；公共空间被设计为多物种共享的场所，人类活动与鸟类、昆虫及其他城市野生动物共同栖居。
当生物多样性被视为基础设施，自然便成为城市生活的基准条件 —— 它渗透至街区肌理，融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
伦敦：以街区尺度设计国家公园城市
唯有当框架融入日常生活、可感可知时，它才真正具有意义。伦敦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 —— 并非因其拥有某个非凡的巨型公园，而是因为“国家公园城市”的愿景在街区尺度上清晰可辨。在这座公共生活由日常固定路线与社区惯例塑造的城市中，变革的单元始于街道层面：它体现在步行上学的路上、拐角小店的探访中、公交站的等待里、漫步本地商业街的时光，以及串联起这些场景的空间拼图中。
成为国家公园城市，并非宣称一座城市已尽善尽美。 它关乎识别人们共同渴望实现的目标，并以此凝聚共识、带动更多人参与。—— 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
在伦敦，日常活动通过人行道、十字路口、交通站点及连接绿色与蓝色空间的公共路径展开。当这些路径安全、透气且遮荫时，城市通过设计而非口号变得更宜步行，旅程本身便成为治愈的过程；若路径支离破碎或酷热难耐，公园便沦为需咬牙坚持才能抵达的目的地，而非融入日常生活的资产。
伦敦的运河、河流、湿地及公园边缘，展现了蓝色基础设施如何支撑生态与公民生活，同时揭示了公共可达性与共同维护的重要性。一条若无法在公共空间中体验的水道，终将沦为风景画，而非集体共享的基础设施空间。
同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健康在此尺度上显现为微小条件的持续累积。 当街道树木、路侧绿化带、社区花园、墓地及口袋公园被设计为互联系统时，它们便成为栖息地的“踏脚石”。伦敦的国家公园城市体验，源自一系列韧性项目、政策与日常实践的拼图 —— 自然被编织进平凡日常与寻常空间之中。
超越伦敦：为健康、栖息地与公民生活而设计
从脚下出发，凝聚已有力量。 寻找那些已在默默耕耘的群体，并以此为基石持续拓展。国家公园城市的理念，正是将分散的努力串联成网，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故事与目标。—— 马克·克里奇（Mark Cridge），国家公园城市基金会执行董事
伦敦最深刻的启示或许在于：生态保护是一门设计学科。它需要超越政治周期与设计潮流的持久标准，更需要一种将绿色与蓝色系统视为公民基础设施而非可选配套的文化关怀。国家公园城市框架并非要求城市必须成为公园，亦非追求完美无缺；相反，它提供了一种共同视角 —— 将城市视为由集体责任塑造的鲜活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公园城市并非可复制的通用模板，而是一种将城市视为生命系统的思维方式。当我们设计城市时，若不仅为自然，更为依赖自然的社区与人群而打造值得守护的家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