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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理念: 最新资讯

Ensamble工作室: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

Ensamble工作室在2000年由Antón García-AbrilandDébora Mesa创立,它是21世纪建筑的典范,代表着稀有又受欢迎的理想状态:他们的作品从理智上讲是那么的严格,有点像内脏又有点像病毒,不管在2010威尼斯双年展还是在热门网站Viralnova上,他们的作品都是一样建在家乡的。这次采访——Vladimir Belogolovsky在ArchDaily专栏的第一节“创意之城”,他登门拜访了工作室创始人,来到他们不因循守旧的家——位于马德里的Hemeroscopium House,去讨论他们设计中实验性的方法,和他们对未来城市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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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纳·弗莱德曼:想象像气球一样漂浮着的即兴空间

译者:付慧遥
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长达七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在建筑界留下了传奇的一笔。早在1956年,弗莱德曼提出了空间城市的标志性理念,将居住者自发设计、建造居所的完全自由代入如 Archigram 插入式城市这样自上而下的巨构建筑思维方式当中。本期“思想之城”专栏中,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同弗莱德曼在他巴黎的家中探讨了空间城市和移动建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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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卡多·波菲尔:古典城市比现代城市更美

对于不熟悉的人而言,Ricardo Bofill(里卡多·波菲尔)身上多少有些变色龙的特质。如果拿他1980年代在巴黎的后现代作品,新近玻璃钢结构的巴塞罗那W酒店,以及1980年代翻修的几乎不带修饰的家和工作室进行对比,那么没有人会因为觉得他的作品缺乏一个连贯的线索而遭到谴责。但是,如Bofill在2016年Vladimir Belogolovsky的采访系列“City of Ideas”中所揭露的,他事实上在20多岁便接受了近些年来颇受欢迎的地域主义观念和设计手法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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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io Ambasz:“我讨厌理论,喜欢寓言。”

Emilio Ambasz:“我讨厌理论,喜欢寓言。” - Image 6 of 4
Casa de Retiro Espiritual. Image Courtesy of Emilio Ambasz

许多绿色建筑的先行者可能会被诟病枯燥乏味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ic),但这些批评声从未波及埃米利奥•安柏兹(Emilio Ambasz)。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提出的“绿胜于灰”(“green over gray”)理念一直推动着建筑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同时他还提出了一套探究建筑意义和形式塑造的批判性方法,这套方法使他得以在竞争激励的建筑设计行业与许多更具浪漫诗意的设计天才们并驾齐驱。

在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为其举办的作品展 “埃米利奥·安柏兹:建筑面向自然”(Emilio Ambasz:Architecture Toward Nature)展出之前,他将于2017年2月6日至28日在新加坡市区重建中心展出。在此,贝罗戈洛夫斯基在他的“思想之城”专栏(City of Ideas)中分享了他对安柏兹的采访。

Vladimir Belogolovsky(以下简称VB):我了解到,你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建筑师。11岁的时候,你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阿根廷首都)举办了一场关于美国建筑的展览。是什么激发了你对建筑最初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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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拉 :“寻求解决问题之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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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艾德瓦尔多·苏托·德·莫拉( Eduardo Souto de Moura )的建筑设计哲学似乎难以用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他对于美学和设计方面的信念非常坚定,也非常个性化,有时甚至可以用异乎寻常来形容。从德·莫拉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他将这种坚定的信念融入到那些具有神秘感又并不以华丽取宠的建筑之中。用2011年普利兹克奖评委会的话来说,“他的建筑具有某种独特的能力,能够将那些看上去矛盾的特征,诸如攻与守,直白与委婉,公共与私密,同时展现出来。”作为最新采访“思想之城( City of Ideas )”系列的一部分,策展人和记者弗拉基米尔·贝罗戈夫斯基( Vladimir Belogolovsky )与德·莫拉展开对话,探讨他的建筑思想,并试图理解这些强大而低调的作品背后的哲学。

Michel Rojkind:“建筑不应只为外观而存在”

1969年,Michel Rojkind生于墨西哥城。20世纪90年代,他在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攻读学位的同时,还是Aleks Syntek麾下知名乐队la Gente Normal的鼓手。2002年,他自立门户创建了Rojkind建筑事务所。至今而言,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为Boca del Rio爱乐乐团设计的Foro Boca音乐厅,位于墨西哥城的墨西哥电影院扩建项目,墨西哥克雷塔罗的雀巢工厂,以及墨西哥托卢卡的雀巢巧克力博物馆。我们一起聊了聊他的建筑是如何深入人们生活的,而建筑师又是为何要承担起建筑之外的角色。还有就是以公众为本以及站在建筑设计之外工作和思考的重要性。

以下摘录自我对Rojkind的采访。这是我在墨西哥城进行的一系列采访对话的完结章。于此同时,我正在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建筑系准备一个题为“在故事之外”(Something Other than a Narrative)的展览,作为“建筑师的发声和视野”系列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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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 重松象平:“在团体合作中开始个人风格”

原创性和独立思考来自何处?答案是直截了当的——来自一个热爱探索的个体,以及一个不会伤害刺激它的实验环境。 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创造了这种环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即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一个由全球7个工作室,300个建筑师组成的网络,也得益于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教学工作,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讲学活动。自2008年到现在,库哈斯有八个合伙人,其中就有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主持OMA纽约工作室的设计工作。这个工作室最初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由75名建筑师组成,专注于北美项目的大型建筑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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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锫:建筑应该回应自然,而不是模仿自然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建筑一直让世界惊异,人们对标志性的需求让中国成为国际明星建筑师最大胆创作的游乐场。如今,中国人的观念发生转变,转向对实用性、节能性,以及建造质量的追求。剧情被颠覆了,当代中国人将目光投向那些本地建造的、谦逊而又具有社会相关性的建筑。

李虎:“建筑是在表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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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与许多中国的先锋独立建筑师会面,并参观了他们在中国各地的建成作品,这些经历让我对他们的贡献产生了一种理解,即具有地域敏感性、诗意性、并且很上镜,甚至是诱人的。然而,许多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被混淆成是一个单一狭隘的事务所的设计作品。这些作品通常规模较小,而且建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因此可以让普通人从中获益良多。但是这些项目缺乏多样性和冒险精神。下面的对话节选自我近期对建筑师李虎的采访。这次采访打消了我的疑虑,并且让我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张轲:建筑有自身的精神性

立足于北京的建筑师张轲,最初求学于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而后在199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在清华的学习使得他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而在哈佛的深造则激励着他不断质疑建筑行业的本质要素,比如"我们为什么建造"。张轲在波士顿和纽约工作三年后,于2001年回到北京并创立了他的独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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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纯也:“空间是柔软的、模糊的、灵活的、不确定的”

在我近期去日本的旅行中,在石上纯也位于东京的实验(当然也非常国际化的)工作室和他的对谈,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纯也对他自己的建筑、以及当前的建筑界的看法,都令人由衷地受启发。他认为建筑如今“不够自由”。他希望能够使建筑变得更多样化,将建筑从众多建筑师对特定建筑类型的主张、以及我们普罗大众对建筑狭隘的期待中解放出来。他希望自己的建筑可以柔软、放松,在类似云朵或水面这样的譬喻中寻找灵感。“我们应该创造更多样的建筑,来更好地实现人们的愿望……我希望能够经由在舒适体验上的创新,使建筑能够应对未来,”石上如此道,正是在他近期在巴黎的两个宣言式的展览中,他对自然和建筑的目的提出了质疑。也许在所有执业建筑师中,石上纯也的远见卓识是最富变化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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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东:“我是一位反省的地方主义者”

我对北京本土建筑师和清华大学教授李晓东(1963~)的第一印象是他令人放心的自信。采访结束后,李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想在我的学校教书吗?“我这辈子从没教过,”我回答。他很快反驳说:“我知道,你可以教书的。行还是不行?“如果说我在生活中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当机会来临,你应该先抓住机会,然后再考虑。”如果他对我这么有信心,我为什么不选择相信他呢?“我考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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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DS+R创始人:“ 解决问题太简单,制造问题更有趣”

作者:Vladimir Belogolovsky

近日,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纽约事务所的 Liz Diller 与 Ric Scofidio 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描述自己“思考做事与众不同,且不属于任何现存体系或组织”,这样的说法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们探讨了大部分建筑师推崇的一些传统,以及如何瓦解它们并进行重新设计。在他们繁忙的纽约事务所内,几位创始人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热门作品,包括高线公园,位于华盛顿高地社区的如雕塑一般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以及位于哈德逊园区、旨在解决不断上升的艺术需求的移动龟壳建筑 “The Shed”,毕竟艺术的未来充满着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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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尤尔根·迈尔·H:“建筑始于我们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

访谈尤尔根·迈尔·H:“建筑始于我们对更美好未来的期待” - Arch Daily 访谈
Museum Garage Miami / Jürgen Mayer. Image © Miguel Guzman

尤尔根·迈尔·H于1996在柏林创立自己的J·MAYER·H事务所。他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与美国(库伯联盟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都学习过。2010的时候,迈尔·H告诉我,尽管他在德国接受的扎实的专业训练是他深刻理解了建筑的技术与实践方面,他仍然缺乏清晰的视野,不知道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思想和一种建筑语言。

多年的追寻与实验,使他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迈尔·H的建筑项目在全球范围的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形象。当他的设计如今已经不再被媒体所关注时,我曾问他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种标签式风格的,他答道:“尽管始于我的想法,如今,这些项目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成果。没有任何意图或策略,有的仅仅是我们与建筑的媒介最大限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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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寻常和不寻常中学习”:对话罗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

通常在生活中,尤其在建筑中,有太多的复杂和矛盾的事物。我被邀请于今年秋在北京清华大学进行教学,我在参观清华大学的途中写下这篇2004年我与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以及他人生和建筑事业的伴侣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的访谈的简介。也许只是巧合,我在离开纽约公寓前的最后一刻偶然抓起一本2001出版的《建筑》(Architecture)杂志,封面上印着文丘里和他辩驳的名言:“我不是并且从来都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上周,我在清华授课的第一天听说了文丘里去世的消息;听到消息时,我正和学生讨论他们为改善校园所做的方案。在另一个非常巧合的时刻,就在我们的访谈之前,文丘里和斯科特·布朗正在为同一个校园设计改善方案。当我的学生们谈到解放校园时,他们采取了如同五十多年前文丘里在《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中批判的当时盛行的极简主义和抽象主义建筑的方式,我对此感到苦乐参半。

他和斯科特·布朗的理念并没有能够实现,但是他们分析性和批判性的思考极大的影响了这里的学生以及全世界的建筑师们解读建筑的方式。是文丘里解放了我们的学科,是他解放了我们并且鼓励我们向自己发问,摆脱各种各样的教条,激起我们多种多样的想法。下面是我和这两人14年前在他们费城办公室的对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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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公司马努 • 索诺萨专访 : “ 如何从零开始建设一座城市?”

马努索诺萨在西班牙的阿利坎特长大,随后在马德里(UAX)和伦敦(AA)学习,于2010年移居中国,以避免经济危机在他的祖国扼杀建筑工作。在过去的八年里,这位年轻建筑师的小而蒸蒸日上的工作室已经建造了十几个项目,从商店到工厂空间的改造,再到传统的中国胡同——全都在中国。这并不是说索诺萨忘了他的根。现在,他还在马德里经营着一家小公司,负责中国和西班牙的项目。

这次采访是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列车上进行的,我们探索了他最近的建筑,它给这个新兴的都市带来了如此多的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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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盟国际建筑师袁烽采访:“建造的过程可以升华成为艺术”

低调的瑞士馆英国馆或许是今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Venice Architecture Biennale)“自由空间”主题下的最大(字面意义也是“最大”)赢家,但中国馆却展示了设计者们对建筑发展的不懈努力。中国馆位于军械库背后,展示了中国乡村的许多建成项目,这些项目让附近村民们参与到建造过程中,且每一个都极具社会影响力。而在展馆众多中国建筑师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教育者和实践者袁烽(Philip Yuan),他作为创盟国际(Archi-Union Architects)的创始人及建筑师,让创盟成为现代中国建筑独树一帜的重要声音。

2018年7月19日,策展人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和画廊所有者及组织者乌尔里奇·穆勒(Ulrich Müller)将在德国建筑画廊(Architektur Galerie Berlin)创盟国际个展的开幕式上共同讨论袁烽的作品。Belogolovsky 与袁烽的采访将在下文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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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舍事务所:“设计不仅仅是创造一个物体,更是构造一种路径”

在中国新崛起的明星建筑事务所中,很少有像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这样,以作品让大家时时为其惊叹。他们的作品无论尺度大小,都不遵循任何风格上的定式,但是所有项目都有着独特的气质。在 Vladimir Belogolovsky 所主持的名为“思想之城”(City of Ideas)系列访谈的最新一期中,大舍建筑师柳亦春和陈屹峰谈论了他们在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将建筑与环境结合。

Vladimir Belogolovsky: 你们分别在事务所中分管着不同的项目,是真的吗?又是为什么?

柳亦春: 这种变化大概从2010年开始。在那之前,每一个项目我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虽然介入的程度不同,还是会有很多的分歧和争论,似乎每一个项目都难以达到某种大家都满意的状态。所以我们开始去想是否可能试试相对平行的路径,想看看它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吗?结果这种方式还是带来了比较高的效率,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以及在大舍既有的合作基础上,发展个人建筑观点的可能。因此,我们的工作开始变得多样化,当然也会存在新的困难。我们还是能共享很多想法。不过相比刚开始创立事务所那段时间,我们不再去在乎一种明显可识别的统一的风格。

关于设计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能具有足够的开放性。我们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还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对于建筑的理解或者说方向性的把握,我们仍然是处于开放性的状态。所以我们不会过早的把自己确定成某一种类型或者某一种方向的建筑师,也许永远都不会。

陈屹峰:对于建筑的基本看法我想我们是一致的。现在这个阶段有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我并不认为我们对建筑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只不过在如何呈现这个层面大家会有一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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