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和实践上，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工作场所在空间上的分隔思想与传统的男女性别划分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回顾最早的建筑行业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在西方的工业化社区，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20世纪女性角色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今天所感受的空间的影响。
一切的变化都要从女性有机会开始工作说起。
Dolores Hayden的论文 “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住房、城市设计和人类工作的思考” 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在其中，她论述了“女性应该呆在家里”这一已快被人遗忘的观念。这种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隐含的原则在上个世纪主宰了美国。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大军，这一概念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调整。
对Hayden和其他所有女性来说，建立“家庭、社区和城市的新模式”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开始描绘一个从物质、社会和经济等方面设计得出的，支持就业妇女及其家人活动的社区，而不是抑制”。事实上，也是时候重组家庭和工作的经历了。
早些时候，在一个工业城市中，男性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了一整天后，会回到他宁静的郊区房子里，由他的妻子照料。这样的梦想中的家的想法实际上是“对男性有偿劳动的鞭策，对女性无偿劳动的容器”。随着妇女进入工作环境，有人提出关于传统家庭中的奴役性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家，它总是围绕着同一种空间模式：厨房、餐厅、客厅、卧室、车库或停车场，基本上需要有人“着手承担烹饪、清洁、照看孩子，通常还有通勤的职责”。
改变的时代来临了。
1989年， Karen A. Franck在她的论文“用女权主义来看待建筑”中指出，女性会自然而然地去重视不同活动与支持它们的空间之间的联系。这个概念在不同层面上可以有很多种设计上的解释，从而将使用这些场所的人们联系起来:让空间重叠起来相互依赖，减少活动与公共和私人区域之间的距离，加强空间和视觉上的联系，设计可被多重使用的空间以及使得空间更便于转换，更具灵活性和复杂性等。
第一个非商业性的共享社区空间或公共日托设施的概念开始出现。虽然在传统的居民区域内会受到法律的谴责，但妇女们在寻求住房时也在寻找着就业机会和照顾儿童的方式，她们需要找到一个能把她们的三种需求结合起来的高效环境。第一个解决方案来自20世纪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那时，一些社区引入了被称为“服务屋”或“集体屋”的住房设施，为就业妇女及其家庭提供托儿所和熟食。这种以设计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旨在“取代以前的私下的在家庭中进行的‘妇女的工作’”。
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公共住房以及其配套的服务设施开始浮出水面，这将不同类型的人聚集到一起，组建新的家庭和住宅区。有一种单亲家庭社区被开发出来，社区内有一个对居民开放的日托中心和儿童活动区，旨在促进人们共同照看婴儿。这样的社区内，更受欢迎的是对现有房屋的修复，单个的住宅单元被转换成多户住宅，私人车库和杂物间被转换成社区空间。
“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传统划分的抗议是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的优先事项”。严格的私人或严格公共的概念正在消失，城市规划的模范模式正在消失，街区被重新规划。这时的社会需要一个更大的活动区域，一个可以容纳这些新的社交设施和绿色户外空间的区域。这时，第一个有着居委会的社区生活出现了。
大多数职业妇女对生活在公社中不感兴趣，因为她们只需要社区服务来支持她们独自的小家庭。所以其最初想法是保留私人住宅单元与花园，并在其中增加些新的集体空间。
这些初次尝试着解决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性别和空间划分问题的努力，为其他重大改革开辟了道路，这些改革不仅针对女性，也针对每一个身处在城市中的人。Hayden在文中提到： “那些为居家妇女设计的住所、社区和城市在肉体、社会和经济等方面限制了妇女的自由与发展。” 这句话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如果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将所有的就业妇女和她们的家庭视为整体规划和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的社区、住房和城市会是什么样子的?
KarenA. Franck说到: “我们修建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这样的建筑深受我们早期经验和我们与世界的潜在关系的影响。”事实上，女性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也许是时候让她们创造属于她们的建筑环境了。
（译者：王允哲）
编者注：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