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经历：他曾经两次接到相同的委托。1952年，在他生涯的早期，丹下健三在东京的有乐町为市政府设计了一座行政大楼。30年后，当政府搬迁到东京新宿，他再一次获得了设计其行政大楼的委托。项目于1991年完工，成为他最后的，最有野心的作品之一。第二个设计现在已经成为城市天际线的主宰，其具有高度识别性的设计使其具有地标性建筑的地位。人们亲切的称呼它 Tochō (日语“东京都厅”的简称)，它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建筑风格，是对这座由其居民管理的折衷式的城市的视觉隐喻。
尽管通常被认为是一座单体建筑，准确的说，Tochō却应该被看作是三座建筑共同组成的综合体。虽然有着不同的外观特点和不同的名字，这三座建筑却是通过内部的步行路线相互联系起来的。一号楼是三座楼中最高的一座；主体结构有34层楼高，但其双塔却飙升至48层高，使其成为当时东京最高的建筑。预制混凝土板覆盖的立面上，深色和浅色的花岗岩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
在基部，一号楼形成了一种垂直立面，这种风格随着双塔升高不断被加强。这种不规则的组合增强了视觉效果，避免建筑由于过高而显得太过庞大笨重。这样的表皮也具有实际的功能，能够消解在建筑最高点对其施加强力的大风。双塔顶端后退的切口为卫星天线构建了一个画框，将在审美上不具有吸引力，对建筑来说却必不可少的元素转化成有装饰性的建筑特征。
一号楼南面就是二号楼。它由三个互相咬合，逐渐升高的高塔组成，最高的一座有34层高——与主体建筑等高。同样的，大量建筑的服务功能被陈列在较低的塔的屋顶形成的平台上，建筑师却并没有试图将不美观的建筑元素隐藏起来；这种诚实的态度是丹下健三作品的一个典型特点。二号楼的立面同样由花岗岩和混凝土组成，这种不同建筑共同具有的统一风格使得丹下健三能够在各个独立的建筑之间创造视觉联系。
综合体的三号楼是议会大厦，一座八层高的半圆形建筑，位于一号楼脚下。一号楼和二号楼主要容纳政府机关，议会大厦的功能则更具体：东京市议员们的会议室。建筑的曲线界面围绕着一个宽敞的下沉庭院，脱离周围的马路和街道，创造出一种寂静的氛围，可以用来举办诸如露天音乐会等活动。随着建筑向西延伸，它逐渐变成一条底层架空的空中走廊。南翼则与一座连接一号楼和二号楼的桥相接，通过步行流线系统将三座建筑紧密相连。
丹下健三建筑的一大特点就是传统和现代的互相融合；他认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造性的使过去和未来都变得更好。”[1] 他大量早期作品都以他的祖国日本的建筑传统为依托——这在他1953年的自宅设计中尤为明显。然而，在尊重日本的文化遗迹带来的影响的同时，它意不断试图与纯粹的历史关联保持距离。“传统可以比作是一个催化剂，”他写道，“它激发我们的设计过程，但是正如催化剂在化学反应后便消失不见一样，在最终的设计中，传统也是会消失的。”[2]
到了他生涯的晚期，建筑历史的影响在丹下健三的设计中不再那么明显，但仍然是清晰可见的。在东京都厅的设计中，立面的几何图案使人联想起传统日本住宅的立面。一号楼的双塔结构，也与哥特式教堂的双塔就几分相似。
在他内容丰富的文字作品中，丹下健三多次提及现代科技的魅力。这有些令人惊讶，因为在他的第一个建成作品，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人类行为破坏性的潜力展露无遗。然而，在东京都厅中，丹下健三却直接通过设计彰显技术；在一号楼的设计中，建筑师甚至直接将电脑芯片作为灵感来源。[3]这种数字时代的图像在建筑内部也得到了重复，有些天花板是用电路板装饰的。[4]
鉴于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参考计算机进行设计是非常贴切的。日本世界领先的技术产业使得国家经济迅速繁荣，而电脑芯片已然成为现代日本的国家象征。丹下健三甚至借用了科技领域的修辞，引用 Norbert Wiener （控制论的发明者）的话将他自己的建筑设计描述成“信息通道”联系起来的“沟通空间”。[5]因此，一号楼内部通过走廊和电梯运送人群就好像是在计算机里用电信号传输信息。这座建筑不仅采用了电脑芯片的外观，在运行方式上也是一样。
丹下健三对于现代性的推崇却并没有演化为对欧洲现代主义的接纳，他对这一风格充满了批判。尽管他很欣赏勒·柯布西埃的作品，他却看不上大部分现代主义建筑师，认为“仅仅是一个白盒子——不过是一个起点——在这里却成了一个真正的目标”。[6] 丹下健三也不同意国际风格的功能主义态度，他认为这是过于简化和刻板的：“在这些建筑中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常常批评这些建筑，认为它们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我相信他们的不满是值得关注的。”[7]
丹下健三自己的设计过程包括一种“功能的典型化”[8]，建筑未来使用者的几门需求被置于优先位置，其他需求则被认为是随意的，因而被忽略了。例如，东京都厅的巨大体量（和十亿美元的造价）在建造过程中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但项目的建设管理者却认为：“为了容纳庞大的计算机网络，使得东京政府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府，这样大的建筑体量是必需的。”[9]
尽管丹下健三没有接受欧洲现代主义的模式，他却有着和这一运动相同的目标，即在表面上消除旧的影响，构建新的风格。东京都厅在新宿的新址——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京的红灯区，也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黑道活动的中心——为他提供了实践这一想法的绝佳机会。在八十年代，城市议员就建议对这一地区进行重建，而东京都厅的建造标志着新宿地区作为一个现代金融区再次发展的新起点。尽管周围的一些地区仍然留有这里灰暗历史的痕迹，新宿向繁荣的经济中心的转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东京都厅建成后25年，这一地区现在已经满是摩天大楼，作为很多国营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总部。
有人认为，丹下健三对建筑改变世界的能力的坚信，植根于佛教思想中的荣枯更替。[10] 在东京都厅运营后不久，丹下健三之前设计的市政厅就被拆除了，完成了一次循环。尽管在这位建筑师的众多作品中，东京都厅常常被忽视，这座建筑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丹下健三融合传统与现代，功能典型化，并折射国家形象的建筑风格。
References
[1] Tange, Kenzō. “Creation in Present Day Architecture and the Japanese Tradition”. In Robin Boyd. Kenzō Tang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2. p.113
[2] Tange, Kenzō. “In Search of a New Architecture”. Japan Quarterly, 31:4, 1984. p.407
[3] Weisman, Steven R. “A Plush City Hall, but Please, No Marble Bathtub!”. New York Times, 20 August, 1990
[4] Žaknić, Ivan. 100 of the World’s Tallest Buildings. Victoria: Images Publishing, 1998. p.104
[5] Ibid. Tange. “In Search of a New Architecture”. p.408
[6] Ibid. p.406
[7] Ibid. Tange. “Creation in Present Day Architecture and the Japanese Tradition”. p.116
[8] Ibid. Tange. “In Search of a New Architecture.” p.407
[9] Ibid. Weisman.
[10] “Tange, Kenzō”. Oxford Art Online. Accessed 13 July, 2016. [access]
